三、新形勢下農村社會管理問題的特點

　　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村社會管理更加復雜，但是並非不可解決、無法應對。解決農村社會管理問題，創新農村社會管理，首先要從方法論層次認識農村社會管理的幾個特點，在此基礎上明確農村社會管理創新的原則。

　　1.時代性

　　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管理問題增多並不是我們的發展出了什麼問題，而是處於特殊發展階段的正常現象。並且，從中國農村發展的全貌來看，農村總體上是和諧穩定的，廣大農民群眾安居樂業，積極向上，一心一意求發展，農村社會管理的問題並不突出和尖銳。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就逐漸進入了一個加速的社會轉型期，而農村更是處於一個高速轉型和變遷的中心。發達國家發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社會轉型期除了具有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基本特征之外，還具有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社會群體利益分化和衝突加劇，人民群眾基本需求昇級換代加快，社會價值觀混亂和缺失等一系列相伴而生的其他特征。而中國農村的社會轉型期還同時面臨著快速城市化的壓力。在趕超壓力下，中國的城市化具有完全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點，其中最突出的一是速度快，二是政府主導。在政府主導的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圍繞著征地和拆遷而引發的利益衝突、上訪告狀、甚至群體性事件便成了家常便飯。對各級政府來說，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管理難度正在快速加大。總之，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管理問題增多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是中國在快速社會轉型期的必然現象，屬於特殊發展時期的正常現象。

　　2.系統性

　　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本來就是互相關聯，高度綜合統一的，農村的社會管理問題也不例外。比如，由於農村經濟發展落後，在基本生活條件、醫療衛生等基本的民生領域就存在水平較低、供給不足等問題，本身就已構成了一個普遍性的社會管理問題；但同時由於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後，農民住房的建築質量相對較差，加上農村道路、橋梁、通信、水電供應等基礎設施薄弱，就會產生同等程度的自然災害在城市不會造成損失，而在鄰近的農村卻會帶來巨大的人身和財產損失，成為嚴重的社會管理問題；而基礎設施的薄弱、醫療衛生條件的不足，又會給抗災救災帶來很大的困難，或者延誤了最佳時機，或者可能形成二次災害，又演變成新的社會管理問題。又如，由於農村經濟文化相對落後，造成人們的法制觀念淡漠，再加上現階段有些方面的法律法規不健全，所以當發生利益糾紛和衝突的時候，很多農民就會訴諸非理性的手段解決問題，形成暴力事件或群體性事件，變成了社會管理問題。因此，認識農村的社會管理問題，不能孤立地只看表象，不能僅僅就事論事，而要看到某一個具體問題背後的深層原因；不能“只見樹葉、不見森林”，而應該把它放在整個農村的大系統下來看。

　　3.不確定性

　　人類社會本身就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切皆有可能”。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轉型期，農村地區經濟活動密集，利益分化和衝突加劇，不確定性發生的概率就更高，由此而引發的社會管理問題與隨之增多。我們必須承認，有些社會管理問題是常規性的，還有一些則是突發性的；有些社會管理問題的發生有一定的征兆，有些則沒有任何原因和征兆，難以預測。承認不確定性的存在並非否認客觀規律，只是指出規律之外可能存在例外。在今天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社會政治問題日益復雜的背景下，各種事件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會更加突出。不確定性的客觀存在要求各級領導必須樹立不確定性思維，即既要認識到有些事情是可以預測和預防的，又要認識到有些事情可能會在預測和預防之外發生。因此在制定戰略和決策時，要多做各種可能預案，防患於未然；在面臨突發事件時，能夠有心理准備，做到從容應對。

　　4.長期性

　　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管理問題的存在是由農村社會發展水平以及中國所處的快速城市化的進程所決定的。如前所述，由於歷史的原因，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城鄉差距較大，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足，這決定了農村地區一定存在民生方面的社會管理問題。再加上由於農村地區文化教育水平落後，農民的生產安全意識、食品安全意識都比較薄弱，依法維權的知識和意識都比較缺乏，那麼在公共安全、矛盾衝突和突發性事件方面的社會問題就會在所難免。農村發展水平的提高和面貌的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奮斗纔能解決。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正處於快速城市化時期，農村也正處於一個劇烈的社會轉型過程之中。中國要實現步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完成城市化的目標，這個快速發展的過程還需要持續至少30-50年，那麼中國農村在未來的很長一個時期內仍將處在一個的社會轉型過程之中。長期而劇烈的社會轉型，預示著中國農村今後還會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管理問題。所以，我們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農村社會管理問題不可能快速解決，即便解決了目前的社會管理問題，今後還會出現新的社會管理問題。這與各級領導人的能力與素質無關，它是一個客觀的事實與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