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趙氏孤兒》電影海報
誰該署名“編劇”？導演陳凱歌新作《趙氏孤兒》在全國熱映之際，這一話題意外地成爲熱議話題。在網上“發聲”的兩位編劇表示，公佈自己對電影的貢獻，無關個人名利，只是希望大家更重視編劇。
中國近年來大力發展電影產業，與此並存的現狀是，身爲“一劇之本”創作者——編劇的地位卻在走下坡路。令人擔心的是，如果這些故事創作者連起碼的署名權、知名度和待遇都無法保證，又如何能留住優秀人才，保證中國電影的原創性，實現產業的良性循環？
《趙氏孤兒》“編劇”署名起爭議
因在劇本創作中和導演看法不同中途退出，電影上映後，兩位編劇變成了“前期劇本創作”。電影導演陳凱歌新作《趙氏孤兒》上映之際，編劇高璇在新浪微博中表示對這一做法的無法認同。
據瞭解，高璇與同行任寶茹2008年應陳凱歌之邀，就根據《史記》和元雜劇的故事編寫了《趙氏孤兒》劇本。在完成前半部編寫後，由於和導演陳凱歌對劇本走向意見出現分歧，2009年7月，高、任二人退出了《趙氏孤兒》創作。
12月起公映的電影《趙氏孤兒》，字幕中“編劇”一欄署名爲“陳凱歌”，高璇、任寶茹的名字則被冠以“前期劇本創作”。
這種“打擦邊球”的署名方式令兩位編劇感到失望。“編劇的署名不是導演賞的，而是做出工作的人應得的。我勞動了，希望被認可，我勞動的部分，名正言順該被署名‘編劇’。”高璇表示，公開這一事件，不爲聲討，不爲控訴，只是希望大家能更加重視編劇。
《趙氏孤兒》製片人陳紅隨後向媒體表示，兩位編劇並沒有完成全部劇本創作，而署名“前期劇本創作”是經由律師陪同下認可的，並不存在問題。
高璇、任寶茹對此表示：“陳凱歌是一個具備編劇能力的導演，他全程參與《趙氏孤兒》的編劇工作，甚至劇本走向以他意志爲主，貢獻頗巨。我們接受他署名‘編劇’，由於合同提前結束，還接受他署名‘第一編劇’，但不能剝奪我們的署名權利，‘前期劇本創作’爲何不能納入‘編劇’工作？”
行業法規與評判機構缺失 編劇地位日漸“式微”
高璇、任寶茹兩位編劇的遭遇，在外行人看來或許只是表述不同，卻道出了諸多業內人士的心聲。
從表象看，在商業宣傳中，率先考慮票房號召力因素，導致編劇在電影海報、宣傳小冊、媒體報道中逐漸“隱身”。但實際上，酬勞得不到保證、署名權遭侵犯屢見不鮮等現狀，已經讓整個編劇羣體的生存壓力日益嚴峻。
“目前只能依靠人性和人情來保證合同順利履行。”高璇表示，“我也呼籲推出制式合同，但非常艱難。電影文學學會有這樣一份合同提供給行業，但遭遇製作方全面抵制，無法推行。沒有行政干預，所有制作方都不會接受站在編劇立場的合同。”
一位“80後”編劇說，編劇怎麼能維權呢？我們面對的行業是這樣的：第一條是，你必須這麼熬，才能出頭，你得默許這些規則才能出頭；第二條是，你必須寄希望於偶爾遇到一個好製片，而不是依靠一個好環境；第三條是，如果你“得手”了，得到你的正當收入了，是超常待遇，不是常態。
據瞭解，即使是再“大牌”的編劇，電影製作方肯給編劇的合同也是每個字的著作權都歸製片方，一簽即被剝奪版權。
高璇表示，理性講述《趙氏孤兒》署名之事，只是希望推動一個命題：如何依法量化編劇工作？如何確定編劇署名權？如何建立行業規則進而推廣整個行業嚴格執行？
輕視編劇傷害中國電影原創力
與編劇權益困境並存的現狀是，我們的電影尤其是一些“大片”近年來一直遭受“不會講故事”的質疑。包括第78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獲得者、知名導演李安在內的諸多業內人士均曾表示，編劇已經成爲國內電影最弱的一個環節。
業內人士指出，在電影產業轟轟烈烈求發展之際，在電影產業急需要創意劇作之時，幫助電影編劇擺脫權益困境，保障其勞動付出，不僅事關這一羣體的維權，更是從源頭保證中國電影產業的健康發展。
《建國大業》編劇之一王興東認爲，全世界都知道要尊重原創和首創。奧斯卡爲編劇設立了兩個專門獎項——“原創獎”和“改編獎”，而在我國內地卻沒有一個真正具有含金量的編劇獎。
2010年10月的大衆電影百花獎，針對“最佳編劇獎”被刪除之事，汪海林等三位資深編劇在致中國電影家協會的公開信中說，“所有從事電影創作的人都清楚，承擔從無到有的創作時，編劇首當其衝，而到了評功論賞時，徹底拋棄編劇，這種電影界內的過河拆橋，對於電影的可持續發展是最大的傷害。”
“‘輕視編劇，已經成爲中國影視圈的‘反文化現象’。”上海作家丁寶德結合自身體會說，一方面，優秀的編劇都不願意寫劇本了；另一方面，劇本粗製濫造現象嚴重，電影難看也在所難免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目前編劇在電視劇上自我價值相對能夠得到充分體現，不少優秀人才開始集聚到電視劇陣地。編劇汪海林表示，觀衆喜歡的美劇，所採取的製作體系是“編劇中心制”，編劇兼製作人的現象非常普遍。目前，大家也在探討國內的“故事中心制”，在電視劇生產中把編劇的地位放到核心地位，編劇兼製作人。
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教師王宛平是《幸福像花兒一樣》《甜蜜蜜》《金婚》等電視劇編劇。她在微博中寫道，“這一年多，也不時有寫電影機會，但對此事一直心存戒備，因知電影實乃導演藝術，編劇地位低下，知道太多一線編劇被半途出局窘事兒。高、任兩位年輕同行的遭遇更令我對寫電影忘之卻步。何時能像劉恆那樣，寫出來就是它，那纔敢接，否則，電影離我還是很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