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網絡媒體時代政治合法性內在張力的原因

　　(一)網絡的政治屬性及其影響

　　對網絡時代政治合法性的研究，具體來說就是對有效性與回應性的研究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變化，那就是對網絡對現代政治與社會的影響僅僅局限在網絡的便利性、高效性與隱蔽性等技術屬性上，而缺乏對網絡政治屬性的關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分析利用網絡媒體技術增強政治回應來提昇政府的合法性時，並未同時考慮到整個政治過程的有效性；二是在分析網絡對政治的影響時，缺乏從網路媒體政治屬性的角度對網絡的政治影響有一個全面、系統的分析，這種忽略將直接導致人們在研究網絡媒體的政治影響時得出片面的結論。具體表現在根據網絡技術屬性的積極與消極來判斷對政治影響的積極與消極，這個明顯的錯誤在於忽視了網絡屬性在不同環境中的變化，本身的積極屬性在政治過程的不同環節並不一定是積極的，同時也忽略了網絡本身在現實中也是具有政治屬性的[7]。便利性、隱蔽性與高效性是網絡的基本屬性，也正是這些技術屬性纔在利益表達環節有可能表現出多元化的政治屬性。雖然多元化的利益表達有利於現代社會的政治溝通，也是民主政治的題中應有之意。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多元化與碎片化在理論與現實層面很難有一個明確的標准，以至於其中的『度』很難把握，過度的多元化則表現為碎片化。設想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通過網絡媒體進行利益表達，那麼，這種自由的利益表達在合法性需求的壓力下必然要求政府高效的政治回應，但對碎片化利益表達的高效回應明顯忽略了有效性需要滿足的基本條件——利益整合與政策制定所需要的『政治時間』。

　　(二)媒體時間與政治時間的矛盾

　　網絡媒體技術對民主政治發展的作用，當前的研究並不深入，大部分都是將網絡技術作為利益表達的便利渠道來進行研究的，並沒有注意到作為政治民主化從屬工具的網絡媒體有著自己的發展邏輯和特征。網絡媒體最大的價值在於其『新鮮感』，也就是時效性。這種價值導向在市場化原則的運作之下需要具備的條件就是第一時間將人們關注的事實呈現出來，這個過程所消耗的時間就是所謂的『媒體時間』。媒體時間的長短固然與許多因素有關，但與傳播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從傳統的報紙、廣播、電視到現在的網絡媒體，這種傳播技術的進步為最大限度地縮短媒體時間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盡管媒體時間也包括了一些『思考與選擇』[8]，但這種思考與選擇的最終目的只是為了引起人們的關注，對類似於社會的倫理、道德與責任思考甚少。基於這樣考慮所消耗的時間與政治過程的利益綜合所需要的時間有天壤之別。所謂的『政治時間』是指政治過程所需要的基本時間，文中主要指的是利益綜合和政策制定兩部分所花費的時間。這部分時間之所以耗時較長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上述兩個過程需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來考慮國家的發展與社會的需要，既要滿足社會的利益訴求，又要從更加宏觀和長遠的視角結合國家的發展戰略來考慮。此外，需要在公共政策制定與選擇時進行權衡比較，因為公共資源通常是有限的，必須根據當前的實際需要進行政策的優先排序，這樣纔能保證最大限度、最有效地利用公共資源。二是由於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與在政治過程中的現實運用，對政黨與政府原有的利益表達、整合渠道形成了巨大的挑戰，新的利益表達與整合渠道不管是在技術層面還是在經驗管理層面都明顯不足，對網絡時代社會利益表達的回應表現出了明顯的滯後性。正是這一矛盾的存在，使得我國在網絡時代的政治民主化初期很難在有效性與回應性兩個方面同時提昇政治合法性。

　　(三)政治邏輯與媒體邏輯的差異

　　政治邏輯與媒體邏輯的關系究竟是包含、依附、還是決定與被決定是解決政治合法性兩個維度在網絡媒體時代的核心矛盾的關鍵所在。政治邏輯的核心是有效性與回應性，而媒體邏輯的核心原則是時效性與新穎性。本來兩套不太相關的邏輯由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在網絡時代發生了關聯。這就是網絡時代的民主政治將以網絡媒體為載體的利益表達也納入了分析范圍，結果使政治邏輯與媒體邏輯在利益表達這一政治參與的重要環節產生了交集，各自領域的發展邏輯開始向對方擴展，這是造成網絡時代有效性與回應性之間的張力的一個基本原因。社會的利益表達是任何一個現代民主國家政治過程的首要環節，不論是從學術的角度還是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都是一個政治問題，毫無疑問應該遵循政治的邏輯。這裡需要討論的關鍵問題是，網絡媒體作為現代國家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影響因素無疑應該是從屬性的，應該從屬於國家的政治過程，但問題在於網絡媒體時代的來臨使這一從屬變量發生了巨大變化，並逐漸成為影響政治合法性重要因素——政治回應性的關鍵條件。這種情況下僅僅將媒體邏輯依附於政治邏輯顯然出現了致命缺陷。對網絡時代政治合法性的研究，必須將網絡媒體作為一個重要的條件變量來看待，進一步研究在網絡媒體條件下有效性與合法性的關系。關於媒體與政治的關系，在上世紀李普曼已經做出了一定的解釋，認為新聞無法承擔解釋社會的責任。『如果要讓報紙承擔對整個人類生活進行解釋的責任，以使每個成年人都對每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產生一種見解，那它們就顯得很脆弱，它們必定是脆弱的，在能夠想象到的未來，它們將繼續是脆弱的。』^[8](p258)盡管當時並沒有網絡媒體，但對同屬於媒體的報紙的評論也提供了有價值的建議。另一個原因是網絡媒體時代的到來還改變了政策議程的設置模式。由於網絡的技術便利與社會自主性的不斷增強，當前的議程設置模式已經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完全由政府主導的議程設置，出現了兩種新的議程設置模式即『媒體議程-公眾議程-政府議程』和『公眾議程-媒體議程-政府議程』。這種自下而上的議程設置模式不僅僅體現了社會力量的成長與民主政治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對回應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來在我國多地普遍出現的抵制PX項目事件就體現了媒體議程與公眾議程在公共政策形成與選擇方面的主導作用。這種議程設置模式的變化對政治邏輯與媒體邏輯之間的關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公眾利用這些來自媒介的顯要性線索去組織他們自己的議程，並決定哪些是最重要的議題。時間長了，新聞報道中強調的議題就成為公眾認為最重要的議題。新聞媒介的議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公眾的議程。換句話說，新聞媒介設置了公眾議程。』^[9](p2)網絡時代議程設置模式[9]的好處是與前網絡時代相比增強了回應，但碎片化的、直接化的利益表達不僅對政治回應形成巨大的壓力，也違背了政治時間對有效性的基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