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有效性與政治回應性是傳統政治合法性理論的兩個重要維度，然而在網絡媒體時代二者之間卻產生了巨大的張力，出現了增強回應性的同時卻可能削弱政治有效性的悖論。從政治過程的視角來看，產生張力的三個因素分別是網絡的政治屬性及其影響、媒體時間與政治時間的矛盾、政治邏輯與媒體邏輯的關系。網絡媒體時代利益表達的碎片化、政治邏輯與媒體邏輯、政治時間與媒體時間之間的矛盾是出現悖論的根本原因，應該從這三個方面完善網絡媒體時代的政治合法性理論。

　　關鍵詞：網絡媒體；合法性；有效性；回應性

　　政治合法性問題是轉型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因為社會的轉型期往往是政治合法性資源最容易流失和產生變化的時期。而這種合法性資源的流失與變化通常是由外界環境的變化引起的。中國正處於社會的轉型時期，同時也正處於網絡媒體的時代，網絡技術的普及使我國快速地進入了信息社會，這一現實使得從學術理論到社會現實兩個層面都對政權的合法性問題提出了挑戰：從學術理論的層面來講，網絡媒體時代對合法性的衝擊主要表現在突破了原有的政治合法性理論的分析框架，迫切需要進行新的理論建構或對傳統理論進行修正；從社會現實層面來講，網絡媒體技術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與影響對傳統上增強合法性的主要途徑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戰，表現為傳統合法性資源的弱化與新的合法性資源增長的現實。本文正是從傳統合法性理論在網絡媒體時代內部兩個維度之間的張力為突破口來展開分析的。

　　一、傳統政治合法性理論在網絡媒體時代的局限

　　(一)政治合法性及其傳統分析理論

　　合法性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但在不同的時代卻有不同的內容。總的說來，對合法性問題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從制度規范層面來論證政權的合法性問題，這個層面的論述相對比較宏觀和抽象。比如：伊斯頓在《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中寫道：『如果我們回憶一下傳統的政治哲學中對政治義務問題的普遍關注，我們就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對系統合法性的一些適度的信奉，任何系統都不能持續，至少不能持續很久。』^[1](p266)哈貝馬斯認為：『一個統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統治者對合法性的信任為尺度的。這涉及「信任問題，即相信一個國家的結構、活動方式、決斷、政策，以及一個國家的官吏和政治領導人都具有正確性、合理性、善良道德的素質；並且相信由於這種素質而應得到承認。」』^[2](p287)韋伯認為：『被統治者——至少是社會方面重要的各階層——內部的最低限度地贊同，是任何一種統治、包括組織最好的統治的持久性的先決條件。』^[3](p782)《布萊克維爾政治制度百科全書》對合法性(Legitimacy)給出了一個高度綜合與概括的定義，認為：『這一概念意指某個政權、政權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個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它是一種特性，這種特性不是來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來自於有關規范所判定的、「下屬」據以(或多或少)給予積極支持的社會認可(或認可的可能性)和「適當性」。』^[4](p355)二是從政治過程層面來研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這個層面的研究相對微觀與具體，並不討論宏觀制度的合法性問題，而主要從現實的政治過程或政府過程層面來入手。具體來說，衡量合法性的維度有兩個：一個是政治有效性(簡稱有效性)，另一個是政治回應性(簡稱回應性)，這兩個維度構成了現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礎，這也是傳統合法性理論的兩個重要支柱。而合法性的研究從制度規范層面到政治過程層面的轉換是與現實政治的發展相適應的，而有效性與回應性的標准也是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逐步形成的。如果按照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主義對政治體系的理解，政治的有效性應該包括體系、過程與政策三個層面[1]，但本文由於篇幅的限制著重研究過程與政策兩個層面。

　　李普塞特將政治的有效性定義為：『有效性是指實際的行動，即在大多數居民和大企業或武裝力量這類有力量的團體看政府的基本功能時，政治系統滿足這種功能的程度。』^[5](p47)而當代研究有效性的角度也很多，但政府績效或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無疑是有效性研究的核心要素[2]。而政治回應性是20世紀90年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產物，強調政治對社會多元化需求的滿足[3]。作為合法性的兩大支柱，應該在互動中形成良性循環：回應性通過政府的公共政策體現了對社會利益的滿足程度，而途徑則是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通過回應機制，實現了政府與社會的雙向溝通，通過提昇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來提昇政府的合法性[4]。所以說在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內，有效性與回應性是增強合法性的兩個主要手段。前網絡時代，有效性與回應性的相互關系基本上體現了自上而下的運行模式[5]。不論是宏觀層面的社會發展還是微觀層面的地方政策，黨和政府都處於主導地位，社會力量微弱且自主性不強。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政治的有效性主要通過對國家的中長期規劃與公共政策取得的成效來體現。而回應性較弱，在政治參與或者說利益表達方面不足，整個社會的發展幾乎依附於政府。社會的利益表達渠道單一，黨和政府的利益綜合過程周期較長，雖然有電視、廣播、報紙等渠道，但由於技術的限制，上述傳統媒體只能實現單向度的溝通，有效的回應途徑未能建立。前網絡時代有效性與回應性的運行模式體現了相互分離、自上而下和單一通道的特征。

　　(二)網絡媒體時代政治合法性理論的內在局限

　　網絡媒體時代政治合法性理論的內在局限主要體現在有效性與回應性之間的張力。當然，這並不是說前網絡時代二者之間不存在張力，因為二者之間張力的產生源於其在政治過程中的不匹配。具體來說這種不匹配主要是指回應性沒有通過有效性來適當地體現，有效性也沒有以應有的回應為根據。前網絡時代政治過程中的利益表達與整合渠道基本呈現出單一性與單向性兩個特征，回應性與有效性之間並未能建立比較有效的關聯。網絡時代由於網絡媒體的加入，政治過程中的利益表達呈現出雙向性與多元化的特征，正是網絡媒體的這種作用使有效性與回應性在政治合法性的分析中建立起了一種直接的、相互依存的政治關聯，即政治有效性的前提便是適當的政治回應，也可以說政治有效性是良好政治回應的體現。總體來說，有效性與回應性在網絡媒體時代的張力是由於網絡媒體的一些基本屬性以及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政治邏輯與媒體邏輯相互擴散而形成的。

　　二者之間的張力具體表現為一個問題和兩方面的影響。一個問題是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政治邏輯和媒體邏輯在同一點上碰撞時，是媒體邏輯遵循於政治邏輯還是相反？如果從政府過程的角度研究政府的話，其核心概念則是意見表達、意見綜合、決策和決策的施行。在這裡，這些概念表現為一個個前後銜接、漸次推進的環節，表現為一個動態的過程。^[6](p15)那麼，政治邏輯的有效性就體現在上述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有效性的總和。而媒體邏輯則是在第一時間將事實向社會公眾報道。很明顯這兩種邏輯的判斷標准是截然不同的。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通過網絡媒體進行的利益表達被納入了政治研究的范圍，或者說通過網絡媒體的利益表達是網絡時代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但問題是，遵循著不同邏輯與判斷標准的網絡媒體作為政治參與工具必然也被納入了民主政治的分析范圍。回應性的基礎是社會利益的高效且充分表達，這一要求與媒體邏輯有著直接的關聯。但有效性除了以回應性為基礎外，還需要遵循基本的政治邏輯(主要指的是政黨進行利益整合所需的程序與時間)。如果在追求合法性的壓力下一味地賦予回應性以優先性，那麼有效性便可能遭到了削弱。托馬斯·梅耶認為這種現象可以稱為『傳媒殖民政治』[6]。兩方面的影響分別是利益表達的碎片化、政治時間和傳媒時間的矛盾。網絡媒體特別是手機終端的廣泛使用，使社會的利益表達更加便利與快捷，於是人們可以完全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表達，結果很可能是利益表達的碎片化，這與公共政策的整體性與優先性是相矛盾的。政治時間與媒體時間的張力，用梅耶的話來說就是：『政治進程時間和傳媒生產時間之間的中心矛盾，被證明是政黨民主到傳媒民主轉型進程中不可抵抗的一大推動力。該矛盾產生於媒介系統的技術可能性及其產品不能與政治進程獨特的時間標准相通融的特殊性。及其短促的傳媒生產時間所具有的獨霸地位在政治公共舞臺上導致政治體系中若乾結構和組織的貶值，它們本來按其性質應享有政治進程中的長期壽命，尤其是跨媒介機構及政黨自己。』『只要政治程序在本質上以階段方式展開，即首先源於社會利益集團，隨後在協會、聯合會、教會和動議中穿線雛形，最後在政黨中形成大的政體政治的行動選項，並在競選成功時作用於政治行政體系中，那麼，它能夠也必須遵循自己的時間標准。』^[7](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