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諾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牛同栩是非訴律師隊伍中的一員。他說，律師提供的服務不僅僅是出庭打官司，而是滲透到人們生活、事業發展的各個方面，他們提供專業服務，將人們從繁瑣事務中解脫出來——

　　對牛同栩律師的採訪約在一個夏日的清晨，他身着一套筆挺的西裝準時出現在預定的地點，淺淺的笑容、適中的語速，給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談及人生經歷，牛同栩說自己從求學到就業，一直在法律領域，從學習法律到應用法律，進而選擇從事律師職業，也是順理成章之事：2001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獲得國際經濟法碩士學位，之後進入天津財經大學任教。2005年辭去教職，進入金諾律師事務所做專職律師。此後，牛同栩便將自己歸入了非訴律師的行列。他告訴記者，在中國，一談到律師，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出庭打官司的訴訟律師。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及我國的香港地區，律師的服務則滲透到人們生活、事業發展的各個方面，一些律師提供的不是法庭辯論的服務，而是客戶的經營助手，這樣的律師被業內習慣稱爲非訴律師。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已顯示非訴律師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們不僅在公司上市、企業融資、房地產業務、涉外投資、非訴催收等領域發揮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在家庭理財、遺產處置、家庭成員之間及離婚夫妻財產處理等方面，提供專業的服務，將當事人從這些令人困擾的事務中解脫出來。牛同栩希望，非訴律師能夠被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所知曉、瞭解，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

　　幫當事人預防“未來風險”

　　牛同栩認爲，非訴律師的一大重要作用是幫助當事人預防風險，比如外國的文件一般都寫得非常複雜，一開始就把能預見的問題都預見到，然後用文字約定下來。因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向，當問題出現後，對於沒有約定的事情，人們都會選擇有利於自己的方式解釋。所以，他們往往會在前期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其價值正在於它對未來的影響。正因如此，非訴律師在完成工作後並沒有太多成功的喜悅，因爲成與敗是需要在未來進行檢驗的，有時一個極小的因素或事先未察覺的疏漏都會改變事情未來的發展方向，這和訴訟律師打贏一場官司的感受完全不同。而且，與訴訟業務相比，非訴業務在很大程度上不爲人知，因爲律師處理的很多非訴事務都是在相對私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公衆很難看到他們是怎樣工作的。儘管事實上非訴業務與人們的生活非常貼近。

　　牛同栩覺得，非訴律師更像是公司裏的白領，而且工作起來相當辛苦。曾有天津一家資產管理公司，要出讓一份標的60個億的資產，他們採用了一種創新處置方式，而且資產買方多數是境外機構，這就給整個項目的運作增加了難度。牛同栩作爲法律顧問參與到這個項目中，幫助資產管理公司確定法律文件結構等。由於非訴項目，特別是金融項目的時效性非常強，所以律師的工作強度相當大。爲了能夠在既定的時間節點完成任務，牛同栩接下這個項目後連續工作了28個小時，中外方談判結束時已經是深夜了。由於外方的老總要乘第二天早上的飛機回國，所以必須趕在他離開之前將雙方達成的意向形成文件，把商定的商業條款落實到合同上，由這位老總簽字。時間緊迫，牛同栩不顧疲憊，全力投入工作。當天晚上根據談判內容共擬定了4份合同，出色完成了任務。整整兩天，他只睡了一個小時。

　　傳真合同“惹禍”挑起一樁官司

　　通過代理大量的非訴事務，牛同栩看到了很多教訓，也總結了相當的經驗。他覺得如果前期有律師把關，相當一部分矛盾爭議完全可以避免。曾有兩家企業通過傳真簽了一份代理協議，由一家公司委託另一家公司銷售貨物。與此同時，雙方還根據行業慣例簽訂了一份買賣合同。後來代理銷貨方將貨物賣出，但買家因爲一些原因沒有付款。賣方無法聯繫到買方，爲了避免損失，他們起訴了代理公司，以雙方系買賣關係而非代理關係爲由，向代理公司索要貨款。由於當時簽訂代理協議的傳真件使用的是熱敏紙，經過一段時間字跡便模糊了，有關的權利義務內容根本無法識別。代理公司被迫應訴，但一時難以證實雙方的代理關係，案件前景並不樂觀，於是委託牛同栩代理訴訟。

　　牛同栩介入此案後發現，理論上，傳真件的原始記錄可以通過電信部門的數據電文查看，但由於爭議發生時與這兩家公司間簽訂傳真協議的時間相隔太久了，數據電文已經無從查起。因爲沒有特別直接的有利證據，牛同栩只能通過列舉大量實際交易的行爲(如驗貨、接收貨物的程序)及文件(如經辦人員的工作報告等)來證明雙方是代理關係，並非買賣關係。通過大量間接證據的佐證，法院最終判決這家代理公司勝訴。

　　牛同栩說，在代理這個案子時，他的內心很糾結，代理銷售貨物的公司原本是無辜的，但因爲代理協議這份重要證據的缺失，他們只能通過調取的間接證據來證實事實真相。如果當初代理公司在簽訂代理協議時採取合同書的方式簽約，或者在爭議發生前採取適當的證據保全措施，如對傳真件進行公證，或許根本不必費時費力地去應對這場訴訟。

　　抓住細節抗辯公司免受處罰

　　牛同栩說，非訴律師的作用並不僅僅是預防風險，很多時候還具有建設性，能夠實現當事人意圖，幫助當事人解決問題。牛同栩曾處理過這樣一起非訴事務。某省工商部門給本市一家保健品公司發過來一則擬做行政處罰的通知。通知寫明這家保健品公司產品包裝上印製的地址與在工商部門登記的地址不一致，違反了當地法規，要對其罰款五萬元。保健品公司覺得冤枉，而且擔心行政處罰記錄會對公司產生負面影響，於是找到了牛同栩，希望能從法律角度幫助解決問題。

　　經過了解相關情況及查閱資料，牛同栩發現這家公司在產品包裝上印製的地址雖然不是在工商部門登記的地址，卻是食品生產許可證上的地址，並非造假，而且兩個地址不一致是由特定歷史原因造成的。同時，牛同栩還發現該省法規只規定產品包裝上標明的生產地、加工地必須真實，並沒有明確要求必須標註哪個特定地址。另外，行政處罰是要有嚴格法律依據的，當地法規並沒有明確規定這種情形一定要受到處罰，更沒有規定這一情形構成不正當競爭。綜合上述原因，牛同栩認爲保健品公司並沒有涉嫌違法。在當地工商部門召開的聽證會上，牛同栩的這幾點答辯意見，得到了工商部門的認可，使其取消了對保健品公司的處罰。

　　小筆誤造成大麻煩

　　牛同栩還曾接過一起訴訟，也是因爲當事人雙方在簽訂合同時沒有充分預見到可能發生的問題所引發的。有兩家公司簽訂買賣合同，雙方在合同中約定若發生爭議由賣方所在地法院“仲裁解決”。交易過程中，雙方發生了爭議，買方在自己當地法院對賣方提起起訴。這就涉及法院有沒有管轄權問題。按理說，如果合同中有約定管轄，按約定管轄辦理。可買方卻在方便己方訴訟的地方起訴，明顯違反合同，賣方遂依據合同提出管轄異議。對此，受案法院給出了自己的理由，其提出，買賣雙方在合同中約定的管轄條款是無效的，因爲約定中的“法院仲裁解決”這樣的表述存在嚴重的邏輯問題，法院只能是訴訟解決，而仲裁是另一種爭議解決方式，把二者混在一起，等於是沒有約定爭議解決方式。法院的意見是正確的。最終，這個案子是在買方所在地法院審理結案的，賣方因爲異地訴訟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雖然這個錯誤很小，只是一個詞語的問題，但它的影響卻很大，給賣方帶來了很多不必要的損失。

　　由此，牛同栩認爲，律師在雙方當事人發生爭議前和發生爭議後審查文件時所處的環境是不同的，這也就決定了律師處理非訴業務和訴訟業務時，對可能發生爭議的事項，關注點和敏感度會有所不同。因爲非訴事務往往是由雙方當事人協商、談判，有合作氛圍，不會像訴訟一樣針鋒相對，所以非訴律師更需要對未來可能發生爭議的事項和情形，具有想象力和預判力。牛同栩認爲，律師的非訴訟業務與訴訟業務，是相輔相成的。這類案件的發生，也是在提示非訴律師，能否經得起訴訟的考驗，始終是衡量非訴業務質量的重要標準。

　　少一份遺囑多一堆麻煩還有一起有關繼承的非訴事務。一名中年女子的丈夫生病去世，夫妻二人名下共有四套房產，在其病重時，考慮到整個大家庭的關係非常融洽，男方覺得家人不會在其身後因財產發生爭議，也就沒有在臨終前處置這些房產。果然，女方在料理完丈夫的後事後，主動提出將其夫妻名下的一套房產轉到公公名下，可是，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因爲沒有男方的遺囑，房產過戶手續變得異常複雜。

　　按照“繼承法”的規定，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男方死亡後，其身後遺產必須按照法定繼承程序辦理。女方爲此找到牛同栩諮詢處理這一事務。牛同栩經過分析發現，原本很簡單的房產過戶，因爲遺囑的缺失而牽涉到相當繁瑣的程序。由於死者的父親、妻子、孩子均爲第一順序繼承人，所以，女方處分男方身後財產的任何行爲必須經過這三個人的同意。女方雖然自願將一套房產轉到公公名下，但公公對其他三套房產也有相當份額的繼承權，若想理順這些關係，必須進行公證。而女方的公公又是雙目失明的殘疾人，女方在處分房產前必須提請公證人員到現場做公證，覈實老人的身份、向其宣讀有關文件的內容，然後在公證人員見證的情況下，由公公簽署放棄其他三套房產繼承權的聲明。待這些手續辦理妥當後，再將另一套房產過戶到公公名下。

　　在此過程中，還涉及稅務方面的問題。因爲女方要轉到公公名下的房產雖然本應有公公的份額，但若要將整個產權過到公公名下，則其中屬於女方的部分，屬於繼承以外的贈與關係，因而不屬於現行稅務規定中免稅的情形。此種直接贈與，將產生高額稅費。如果男方臨終前留下一份遺囑，再輔之以夫妻之間的贈與，那麼房屋產權就可以根據遺囑直接變更，處分這些房產的手續要簡單便捷得多。通過處理這一繼承事務，牛同栩感觸良多，他越發覺得百姓生活中的一些日常事務如果能有法律服務的指引，會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