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玲繪(資料圖片)
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在山東召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修改座談會。
我國現行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制定於1996年，此次法案修正是其頒佈12年來的首次修訂。
新修訂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規定，“家庭成員不得在精神上忽視、孤立老年人”，特別強調“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贍養人，要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人”。
由是，圍繞子女“常回家看看”的爭論不斷，反對者認爲，將不具操作性的道德義務入法，大大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性。
參與座談的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肖金明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倫理道德的要求無關法律效力，也無損法律的權威性，而更多體現了法律的指引、教育作用。
可操作性不等同於可訴性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於向陽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修正案較以往有了很大的進步，更符合現在社會發展的需求，它對老年人權益保障的範圍、標準及相關部門的責任，也作了更細緻的規定。
“但鼓勵和倡導性的條文較多，過於空泛，不利於實施。”於向陽認爲，對於義務性的規定，應有明確的法律責任與之對應，要儘可能地細化條文，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
肖金明認爲，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的可操作性不能完全等同於可訴性。
“能否依據‘常回家看看’這樣的條款進行訴訟，可以討論。”他說，實際上，《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的很多政策性責任條款，都難以成爲訴訟的依據，但它們可以成爲評判是非、行政問責、調處家庭糾紛的重要原則。
肖金明說，《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具有責任法特徵，“責任法更多的意蘊不是違法責任追究，而是積極責任的法律宣示，或者說法律明確規定政府、社會的政策性責任。”
一般而言，在體現鮮明制裁性質的法律中，那些不具有可強制執行性的道德要求，不應直接納入其中。“但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這類具有鮮明社會法屬性的法律中，加入子女‘常回家看看’之類的倫理道德要求，無損法律的權威性，更多體現了法律的指引、教育作用。”
肖金明認爲，《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的政策性責任而非法律性義務，構成了這部法律的基石。
可操作性不等同於可訴性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於向陽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修正案較以往有了很大的進步，更符合現在社會發展的需求，它對老年人權益保障的範圍、標準及相關部門的責任，也作了更細緻的規定。
“但鼓勵和倡導性的條文較多，過於空泛，不利於實施。”於向陽認爲，對於義務性的規定，應有明確的法律責任與之對應，要儘可能地細化條文，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
肖金明認爲，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的可操作性不能完全等同於可訴性。
“能否依據‘常回家看看’這樣的條款進行訴訟，可以討論。”他說，實際上，《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的很多政策性責任條款，都難以成爲訴訟的依據，但它們可以成爲評判是非、行政問責、調處家庭糾紛的重要原則。
肖金明說，《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具有責任法特徵，“責任法更多的意蘊不是違法責任追究，而是積極責任的法律宣示，或者說法律明確規定政府、社會的政策性責任。”
一般而言，在體現鮮明制裁性質的法律中，那些不具有可強制執行性的道德要求，不應直接納入其中。“但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這類具有鮮明社會法屬性的法律中，加入子女‘常回家看看’之類的倫理道德要求，無損法律的權威性，更多體現了法律的指引、教育作用。”
肖金明認爲，《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的政策性責任而非法律性義務，構成了這部法律的基石。
光靠法律不夠，要給政策留空間
肖金明認爲，法律與政策的一體化將成爲《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重要特徵。這部法律不但本身包含着大量的政策性規定，而且該法的實施也需要相關政策的推動和輔助。
據瞭解，“十一五”期間，31個省(區、市)相繼出臺了特色各異的老年人優待政策，主要是對老年人看病掛號、就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參觀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文化館、紀念館等公益性文化場所，以及公園、旅遊景點等，給予全免或半價的優待。
這些優待措施都是各地對《關於加強老年人優待工作的意見》的貫徹落實。
“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的很多制度措施，都是通過政策來體現的。”肖金明說，但是，政策的多變性同時也意味着其穩定性和程序性的缺失，在涉及老年人優待、老年服務產業發展等領域，這個問題尤其突出。
肖金明建議，《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修訂時，應將各地已經運用成熟的老年人優待政策適時、適量地進行法律化，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權威性。
修正草案中規定：“國家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爲80歲以上的老年人發放高齡津貼，提供免費體檢等保健服務，提倡各地根據本地實際，降低享受保健補貼和免費保健服務的年齡。”
目前，只有北京、天津、上海、雲南、寧夏等地有高齡老人津貼制度。
有專家認爲，這次修改《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高齡津貼”有望全國統一。
“包括老年人權益保障在內的老年人事業，僅靠法律是不夠的，遵循社會法規律，爲政策留出足夠的空間，是有效保障老年人權益的需要。”肖金明說。(記者李麗實習生梅亦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