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妥協的價值與功能

　　既然妥協在人類的政治史上是如此地廣泛存在，也受到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肯定，那麼它一定有存在的理由和根據。政治妥協在政治中究竟起到了什麼作用，它到底具有哪些價值和功能呢？初步看來，政治妥協的價值和功能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1、解決政治分歧的有效方式之一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分歧。迄今為止，人類解決政治分歧的方式無非包括殺戮戰爭、投票表決、溝通妥協等幾種方式，但是毫無疑問政治妥協是解決政治分歧的最有效途徑之一。

　　通過殺戮或戰爭的方式從肉體上消滅政治分歧或衝突的對手是最簡單的方式，但是卻是反人道的方式，是與現代人類文明的價值觀背道而馳的，因此也是最不足取的方式。況且，這種方式可能在短期內解決了分歧，但是卻種下了仇恨的種子，蘊育著更大的分歧和衝突，所以從長遠來說，這種方式不僅不能解決分歧和衝突，反而會進一步加劇分歧，激化衝突。

　　用投票表決來解決政治分歧和衝突看似是一種民主的、和平的方式，但是沒有經過溝通協商的投票只是用多數的意志壓制和掩蓋了分歧和衝突。通過這種方式雖然可以較快地做出政治決策，但是並沒有從認識和情感上彌合政治分歧，反而會造成政治分裂，對公共政策的執行帶來巨大的困難。最近幾年泰國政治形勢動蕩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建立在簡單投票選舉合法性之上的民主政府沒有辦法消除兩大對立集團之間的分歧和不信任，雙方都缺乏必要的妥協精神，互不讓步，導致出現政治僵局[④]。

　　良好的溝通是解決政治分歧的最佳通道。如果能夠通過良好的溝通而不需要妥協就能達到共識，所有人都沒有任何分歧，那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了，但是這種境況是可遇不可求的。在政治溝通的過程中，往往是意見不同的各方先充分理解其他各方的利益訴求，然後各自讓步，尋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雖然對於各方來講，解決方案都不是最理想的，但又是各方能夠心甘情願接受的。通過溝通和妥協，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解決政治分歧和衝突。

    2、促進公共利益的優化與改進

　　政治妥協不僅可以有效解決政治分歧，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助於打破僵局，避免無所作為，為改變不合理的現狀而有所作為。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公共政策制定領域，政治家之間比較容易發生分歧和衝突。而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針對現實政治某些方面的不合理狀況而提出的，其目的都是為了改變不合理的現狀。

　　正如我們在2011年美國解決財政懸崖危機時看到的那樣，由於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也由於各自代表的群體的利益不同，政治家對於同一個公共政策可能會形成幾種不同的觀點，提出不同的政策版本，互相爭論，相持不下。如果各方都不讓步，就會形成僵局，沒有辦法改變不能提高聯邦政府債務的現狀，就會一方面使美國在國際上陷入政府信用違約的窘境，另一方面也使聯邦政府走向無錢可用、關門大吉的尷尬境地。當然，更嚴重的，這種狀況可能還會嚴重拖累正在困境中掙紮的美國經濟，甚至加劇世界經濟衰退。這顯然不是美國兩大政黨真正願意看到的，也是世界各國普遍擔心的。如果雙方各自做出一些讓步，共和黨同意提高聯邦政府債務上限，民主黨接受財政節儉的主張，那麼就能解決當時的危機，改變現狀，增進美國乃至世界的公共利益。妥協還是不妥協？好處和壞處非常清楚。美國兩大政黨誰也不願擔負無所作為，不願意解決危機的惡名，因此各讓一步，財政懸崖問題得以有驚無險地解決了[⑤]。

　　因此，政治妥協的結果，可能對各方來說都不是最初的理想方案，都打了折扣，被迫接受了一些自己不太喜歡的東西，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改變了現狀，避免了危機，也避免了無所作為，各方通過放棄了某些東西而促進了公共利益的優化和改進。

    3、保障各方和諧共存

　　當政治主體之間分歧太大，他們又不能很好地控制和處理這中分歧時就會演變為劇烈衝突，這種劇烈衝突有時就會表現為兩敗俱傷的族群衝突或者戰爭。衝突的各方可能開始時都是信心滿滿，誓言一戰到底，但可能隨著進程的深入就會發現，這樣發展到最後可能誰也無法取勝，反而可能會同歸於盡。這時候，聰明的政治家一定會想到談判，通過互相妥協避免兩敗俱傷；如果各方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堅決不溝通不妥協，那可能結局就是魚死網破。在這種特定的政治場景下，政治妥協就是潤滑劑，就是能夠救命的靈丹妙藥。只有互相妥協，纔能存活下來。只有互相妥協，纔能保障衝突各方和諧共存。

　　如前面舉到的古巴導彈危機的例子，如果赫魯曉夫不做出妥協，撤走運往古巴的核彈頭，那麼美國就會向蘇聯發起核攻擊，蘇聯也會立刻進行報復性的核反擊，那麼不僅美蘇兩國會面臨滅頂之災，而且整個地球可能都會進入核冬天。當然肯尼迪也可能做出妥協不發動核打擊，因為他們都是相對成熟的、負責任的政治家。但是，無論如何，是他們通過妥協纔挽救了美蘇和整個世界，避免了世界末日的到來。再如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開始時拒不接受張學良和楊虎城提出的任何抗日主張，局勢一度十分危急，無論是對蔣本人還是對發動兵諫的兩位將軍，以及對全國的抗日形勢來說都是非常不利。直到宋美齡親赴西安勸說蔣介石，做出妥協，答應了張楊兩位將軍提出的一致抗日的條件，蔣纔得以全身而退，既挽救了自己，又挽救了全國的抗戰形勢。

　　當前中國處於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之中，社會各個群體的利益正在重新調整和分化，各種利益衝突大量增加。而中國目前又到了改革和發展關鍵時期，創造和利用戰略機遇期，減少不必要的衝突和內耗，構建和諧社會，對中國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而，以政治妥協的方式解決當前這些社會利益衝突就顯得尤為可貴，各個利益群體之間通過溝通、談判和互諒互讓來緩和矛盾，減少對抗，可以創造穩定和諧的環境，避免最壞結果的出現，推動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⑥]。

　　4.實現協商民主的必要前提

　　協商民主有其特定的應用范圍，尤其側重的是吸收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在公共政策制定前進行充分討論和溝通。任何公共政策最終都要通過立法機關或行政部門通過票決程序來決定，但是當不同民眾、不同的政治家針對同一公共政策議題有重大分歧、對立和衝突時，僅僅通過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做出裁決時，不僅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還會造成不同群眾之間的對立和分裂，並且這樣產生的公共政策也難以順利執行。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法定的票決程序之前，在不同政治家之間、不同的利益相關方之間先經過充分的協商溝通纔能避免把分歧和衝突長期固化，形成極端分裂的社會結構。因此協商民主是對票決民主的有益補充，保證現代民主更加健康有效。

　　但是協商民主的實現是有條件限制的，它要求參與協商民主的政治家和民眾要有起碼的互相尊重和妥協精神。協商民主要求相互講道理，民眾和他們的代表預期應該向彼此證明其政策主張的合理性。在互相證明合理性的過程中，需要通過討論或者辯論，只有互相尊重和互相妥協，討論和辯論纔能理性地進行，纔能形成大體上的共識，協商民主纔可能產生可見的結果[⑦]。如果參與協商民主的主體缺乏妥協的精神，只知道為自己據理力爭，不知道理解對方的利益，那結果只能是進一步強化原有的分歧和對立，協商民主就會變成低效的爭論和衝突。協商民主本來就是為了均衡各方利益，解決分歧和爭議的，但人們如果缺乏妥協精神，那麼民主政治就會陷入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