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政治妥協有各種類型，從政治主體的角度來劃分，政治妥協至少有：不同政黨之間的妥協、政黨內部的妥協、政治家向民眾的妥協、民眾與民眾之間的妥協、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妥協等。政治妥協在人類的政治生活中有重要的價值和功能，它們分別是：可以有效解決政治分歧，促進公共利益的優化與改進，保障各方和諧共存，以及是實現協商民主的必要前提。但是政治妥協是有規律和原則的，妥協是有前提的，妥協要保障各方互利共贏，妥協要講技巧，妥協要有底線。

　　關 鍵 詞：政治妥協；協商民主；治理；原則；底線

　　雖然很多思想家理想中的人類社會是大同世界，但是現實中的人類社會總是存在很多差異和分化。由於各種原因，不同社會群體的價值觀和物質利益經常存在差異和分歧，這些差異和分歧在特定的條件下就會導致對立和衝突。為了把這些對立和衝突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國家制定了各種法律和制度。法律和制度這些規則使人們之間的衝突有章可循，但是當衝突雙方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的時候，僅靠規則自身仍然不足以解決這些對立和衝突。有的時候，合理的規則需要在人們能夠互相妥協的條件下纔能發揮作用。毫無疑問，在人類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制度和規則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治妥協在解決政治分歧、對立和衝突的時候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政治制度是機器的齒輪的話，那麼政治妥協則像是齒輪的潤滑油，使政治制度能夠良好運轉而不致於崩潰。　　

    一、政治妥協的類型

　　人們一般認為，政治妥協只會發生在政治對手或衝突的國家之間，但仔細觀察人類的政治現象就會發現，政治妥協發生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可以說人類的政治生活中充滿了政治妥協。政治妥協廣泛存在於不同層次的政治主體之間，從這個角度來區分，政治妥協至少存在以下幾種類型：

    1、不同政黨之間的妥協

　　多黨競爭是現代西方政治的主要特點之一，各個政黨在很多政策議題上總是吵吵鬧鬧、爭論不休。尤其是在國會的立法過程中，不同政黨的議員總是斗得不可開交。這其中一方面有各個政黨謀一己私利的為反對而反對，另一方面在客觀上也保障了西方國家的分權制衡能夠落到實處。但是斗來爭去，他們還是不想背負無所作為的惡名，也不想讓民眾看到是由於自己的不配合而導致大家期盼的法案流產，於是斗爭的各方總是通過協商和妥協來達成一致，最終使法案通過。

　　如美國2010年全民醫保法案和2011年提高債務上限獲得通過，就是典型的政黨之間互相妥協達成結果的案例。全民醫保法案在美國歷史上已經被無數次提起，但每次都是由於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意見分歧而胎死腹中。2009奧巴馬就任總統後力推全民醫保法案，雖然民主黨控制國會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但是為了避免這次醫保法案像以前那樣無疾而終，民主黨還是做出了大量的讓步和妥協。奧巴馬親自主持召開兩黨醫改峰會，圍繞控制醫療成本、改革醫療保險市場、削減政府預算赤字、擴大醫保覆蓋面展開磋商，同時在最終版本上也采納了共和黨人的部分建議。雖然醫保法案在投票表決時並沒有獲得共和黨議員的贊同票，但是畢竟沒有采取缺席或極端的方式進行抵制。盡管最終通過的醫保法案與奧巴馬的初衷大相徑庭，民主學和共和黨都有大量反對的聲音，但它畢竟獲得了通過，結束了美國沒有全民醫保的歷史，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

　　2011年美國解決財政懸崖問題同樣也是兩黨妥協的結果。為避免債務違約，就要提高聯邦政府的債務上限，於是奧巴馬總統所在的民主黨不得不接受共和黨提出的減少赤字、緊縮預算的主張。

    2、同一政黨內部的妥協

　　不僅在不同政黨之間會存在分歧，有時同一政黨內部代表不同地域、不同利益群體的不同派別之間也會存在巨大的分歧，因此，同一政黨內部也需要互相妥協，協調意見，加強合作。黨內合作的最終目標是取得令人滿意的治理效果，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黨內和政黨間的合作都是必不可少的[①]。仍以美國2010年全民醫保法案為例，不僅共和黨與民主黨意見相左，而且在民主黨內部也存在不同聲音。為了避免在國會表決時出現意外，就必須首先在民主黨內部達成共識，而要達到較大程度的共識就需要做出妥協。因此，為了得到參議院民主黨議員的一致認同，民主黨就刪除了法案原來版本中最受關注的『國營醫保』內容。即使如此，在最終投票表決時，眾議院的民主黨議員中仍然有34人投了反對票，使這次醫保法案只能以險勝過關。可以看出，出於各種需要，政黨內部不同派別的妥協也是經常發生的現象。

    3、政治家對民眾的妥協

　　人類的政治史表明，政治妥協不僅發生在不同的政治家之間、不同的政黨之間，而且在政治家與民眾之間也有過妥協的事例。由於政治家和民眾認識問題的角度以及政治目標的不同，政治家與多數民眾之間在很多政策、制度問題上也存在很多分歧和衝突。在很多情況下，為了保障公共政策的有效推行，政治家不得不向民眾讓步，做出妥協。

　　1958-1962年人民公社初期公社體制的演變就是政治家向民眾妥協的典型事例。1958年人民公社體制剛剛確立的時候，實行公社一級核算，在全公社范圍內搞平均主義分配。這種一大二公的體制造成了不合理的平均主義，導致農民生產積極性下降。於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為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調整，陸續糾正了一些錯誤，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將經營核算的單位下放到生產大隊。然而，由於生產大隊范圍仍然太大，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人民公社所存在的過分集中與平均主義的問題，農民積極性和農村生產力仍然受到束縛。於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再次調整人民公社體制，同意將以生產大隊為核算單位改為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並提出生產隊的規模以20-30戶為宜。總之，人民公社的經營核算體制，經歷了從公社為核算單位到生產大隊，再到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轉變，公有化程度不是向最初的目標全民所有制過渡，而是向農民的要求和生產的實際妥協，退回到生產小隊的規模[②]。

　　1933年美國禁酒令的廢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家向多數民眾妥協的結果。作為憲法第十八修正案於1920年在美國全國范圍內實施的禁酒令，是追求淨化道德情操的禁酒運動的一個成功。但是依靠法律的力量強制禁止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基本需求，肯定是難以維持長久的。除了執法困難和助長非法交易的因素之外，人們對禁酒令的普遍抵制和變相違抗也是其不可持續的重要因素。羅斯福總統認識到了廣大民眾被壓抑的要求不可抗拒，把推動解除禁酒令作為競選綱領之一；國會兩院也順應民意，通過憲法第二十一修正案解除了禁酒令。

    4、民眾之間的妥協

　　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使得民眾參與公共決策的直接民主在基層和社區的層次上重新獲得了生長空間。民眾參與決策的直接民主，由於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獨特的利益和意見的權利，因此民眾之間產生分歧和衝突的可能性就更大、機會更多。當前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社區自治以及各種涉及民眾利益的聽證會，都會存在不同群眾民眾利益和觀點分歧的情況。如果大家互不相讓，缺乏妥協精神，那麼基層和社區民主就會失去效力和活力。只有通過有效溝通和互相妥協，纔能夠解決問題，增進福利。

　　在當前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中這樣的例子大量存在。如陝西省漢中市某村的一個村民小組，有一次在分配土地補償金時也遇到了分歧和爭議。這個小組有幾戶村民戶口剛剛遷入不久，還有幾戶村民的戶口雖然一直在本村，但常年不在村裡生活、居住。該村民小組其他成員認為這些村民並未為本小組做出貢獻，沒有盡到村民小組成員的義務，所以不應當享有獲得集體土地補償收益的權利。由於補償款總量是固定的，給他們分配就意味著其他村民的分配會減少，蒙受利益損失。可是從法律的角度看，這些處於少數派的村民確實是該村民小組的成員，獲得一定補償也是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村民小組召集村民小組會議討論解決方案，經過一番脣槍舌戰，最後雙方達成了妥協，決定此次補償金全部由組裡其他村民分享，對這幾戶特殊情況的村民動用其他資金進行補償，不過金額要低於此次土地補償[③]。

　　5.不同國家之間的妥協

　　在國際關系中由於涉及到國家的領土、安全等國家利益等原則性問題，人們一般認為沒有妥協的空間，但是事實上在國際關系中政治妥協也大量存在，比比皆是。

　　如冷戰期間的古巴導彈危機，當時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就做出了一個偉大的妥協，撤出了運往古巴的核彈頭，避免了美蘇兩國核戰的爆發。此舉雖然丟失了一點個人顏面和國家虛榮，但是拯救了世界和平，可以說妥協挽救了世界。再如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中，與美國領導人的暴跳如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領導人表現出了負責任的沈著冷靜，以及願意通過妥協解決問題的態度。經過一個月左右的談判，中方得到了美方的道歉和賠償之後，全部歸還了美方人員和偵察機。這個舉動避免了中美關系由於小范圍的意外事件走向全面惡化，挽救了中美關系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