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互聯網時代如何提昇政治信任：重要性與可行路徑

　　從上文的分析可知，將互聯網這一技術要素作為條件變量來討論反腐與政治信任的關系，導致對網絡反腐提昇政治信任這一傳統反腐邏輯的顛覆。那麼，政治信任為什麼在互聯網時代顯得更加重要？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我們又應該如何重塑政治信任呢？

　　(一)政治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礎

　　正如哈貝馬斯所說的那樣：“一個統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統治者對合法性的信任為尺度的。這涉及‘信任問題，即相信一個國家的結構、活動、活動方式、決斷、政策，以及一個國家的官吏和政治領導人都具有正確性、合理性、善良道德的素質；並且相信由於這種素質而應得到承認。’”[6]政治合法性對於一個國家的政黨和政府來說十分重要，特別是處於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因為轉型的過程中通常充滿了復雜性與不確定性，而這種由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常常會對政府傳統的合法性構成挑戰，需要開發新的合法性資源。可以說政治信任的重要性是由於合法性的重要性而變得重要起來的。

　　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更加劇了政府合法性的危機，主要表現在全球化導致了不確定的合法性。全球化的到來，大大加強了各個國家之間的橫向聯系，特別是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國家之間的橫向聯系更為密切。正如“《全球秩序：劇變世界中的機構、制度與自主性》所認為的那樣，權威的其他場所正在出現。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國家都日益被要求分享它們在自主性的保護或合法表達上所擁有的壟斷權。”[7]這種不確定的合法性大大增加了開發新的合法性資源的難度，因為不確定性會使一個國家的政黨和政府在尋找合法性資源的過程中“無從下手”。這種全球化帶來的合法性的不確定，反過來對政治信任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這種狀況下的政治信任的流失，會使轉型國家的政黨和政府“腹背受敵”。一方面，隨著轉型過程的開始，原有的合法性資源與現實政治需要之間出現了張力；另一方面，全球化帶來合法性的不確定，使得政黨與政府對合法性資源尋求的過程中“失去了方向”。此時得到公眾的政治信任對黨和政府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中國雖然沒有“柏林牆”，但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卻出現了一道道日益厚重的牆，即由高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會牆”；這些牆不僅存在與勞動與資本之間，窮人與富人之間，而且存在於人民與政府之間。更糟糕的是，這種政治不信任得不到扭轉的話，很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就是政府在失去民眾的信任之後，無論是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出現一種對政府無根據的不信任。

　　新世紀以來，政治信任的問題得到了國內學術界的廣泛重視。研究認為，在社會的轉型過程中，逐漸從對人格信任的需求轉移到對制度信任的需求。研究的普遍結論認為，信任制度的構建是重中之重。同時還需要注意的是“良善公共生活的構建既需要政治信任的潤滑，也需要民眾不信任的促進和推動，這就是公共生活的政治信任‘悖論’。”具體到網絡反腐與政治信任的關系上，當前的研究或是從社會的角度出發，強調監督對重塑政治信任的重要意義，或是從國家出發，強調制度的構建對互聯網反腐的規范。上述兩個角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同時這也是一種一元化靜態分析的典型，卻忽略了多元分析與二者之間的動態聯系，筆者試圖從這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二)互聯網時代提昇政治信任的路徑

　　第一，網絡反腐制度化。當前存在著兩種並列的反腐途徑：一是傳統的反腐途徑(主要指的是政黨與政的反腐系統)，二是新興的反腐途徑即網絡反腐。部分學者認為由於當前網絡反腐尚未實現制度化，且存在著削弱政治信任的可能，建議增強原有反腐系統的功能與作用。但筆者並不認同上述說法，原因是通過反腐建設廉潔政治是目的，但反腐的途徑可以有自己的發展規律，這種規律的評價標准就是反腐的有效性。也就是說，哪種反腐途徑更有效則會成為反腐的新形式，而當前出現的反腐行為與互聯網及新媒體結合的網絡反腐就是有效性標准的體現，是社會選擇的結果。因此，當下的重點並不是對原有反腐途徑的“小修小補”，應是針對網絡反腐可能存在的問題與風險進行制度規范，逐漸明確網絡反腐主體的權利與義務，將更多的法治與理性的因素通過制度的途徑滲透到網絡反腐的實踐中來，實現從權力反腐到制度反腐的過渡，在最大限度地發揮網絡反腐的積極功效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網絡反腐的消積功效。第二，多元反腐常態化。這是對黨、政府和社會提出的要求。網絡反腐與傳統的反腐最大的區別在於極大地改變了我國以政黨和政府為中心的單中心反腐格局，使社會的力量加入到反腐的大軍中來。但這其中有一個“功能范圍調適”的問題。特別是對黨和政府來說，需要逐步適應這種有領導的多中心的反腐格局。隨著網絡反腐的興起，無形之中在黨、政府和社會的監督制度之間形成了一種制度競爭，如果政府沒有積極調整並提高反腐的效率的話，那麼就會處於“被動”的地位，長此以往可能會出現信任的“轉移”，極大地降低社會對黨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因此，黨和政府不僅要從技術人纔的配、技術設備的更新、以及功能范圍的調調適應對當前的網絡反腐，更要從有效反腐制度建設的層面來解決當前網絡反腐帶來的問題。其中技術以及人纔是基礎，因為“未來的挑戰在於，在尋求一些方法來保證政黨的政策動議基於廣泛的支持的同時，要維持住政黨在技術上的優越性”；功能范圍調適是關鍵，在國家與社會權力結構發生變化的今天，國家和社會兩種權力都需要在調適中尋找新的平衡點；反腐制度建設是保障，網絡反腐之所以會差生許多負面的功效，固然與互聯網本質屬性有關，但制度規范的缺失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通過以上三方面的不斷調適，逐漸將網絡反腐由社會的壓力變成政府積極有效反腐的動力，不斷取得反腐新成效，在增強政治信任的同時不斷提昇執政的合法性。

　　第三，反腐路徑協調化。這裡所謂的協調化主要是指政府的反腐和網絡反腐兩種途徑的協調與配合。網絡反腐的強勢崛起並取得一定勝利，使得政府的反腐工作在一定時期內顯得“黯然失色”，甚至在政府和社會之間或說政府反腐和社會的網絡反腐之間產生了某種對立。應該認識到的是，政府的反腐和社會的反腐應是相互競爭與相互補充的關系，而非彼此對立。因為社會的網絡反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曝光腐敗行為的手段，並不具有處理腐敗問題的能力。而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纔是掌握公共權力的主體，纔有權力對腐敗案件進行調查與處理。正如美國學者邁克爾•約翰斯頓所言：“在一個先進的社會裡，這些使腐敗受到制約的力量並不一定就是那些首先就把腐敗置於控制之下的社會力量。有效的法律、懲戒和反腐敗態度既是民主和經濟發展的原因，也是結果。因此，改革具有重要的社會特性：法律和程序必須與文化價值、公平觀念及合法權威相提並論。公民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反映也必須受到重視。”政府應充分運用本身的權威性來積極反腐，社會則應合理運用網絡反腐的優勢進行合法監督，這樣兩種反腐途徑相互競爭並相互補充，提高反腐效率的同時不斷提高社會對政府的政治信任。

　　結語

　　針對當前流行的“網絡反腐提昇政治信任”的觀點，筆者認為在分析的邏輯上存在著很大出錯的可能。當互聯網賦予反腐新的特征以及約束條件1和2不能總是同時存在的情況，加之當前政治信任度較低，在很多情況下網絡反腐會加劇政治不信任而非政治信任。通過分析最後從網絡反腐制度化、多元反腐常態化、反腐路徑協調化三個方面提出當前提昇政府政治信任的途徑，為提昇政府的政治信任提供了一些邏輯上的分析與思考。

　　作者：

　　程同順，張文君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300071)

　　(本文已經發表於《理論與改革》2013年第4期。)

　　參考文獻：[1] [英]安德魯•查德威克.互聯網政治學：國家、公民與新傳播技術[M] .華夏出版社，2010年.27-47.[2] [美]道格•麥克亞當,西德尼•塔羅,查爾斯•蒂利.斗爭的動力[M].李義中、屈平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5.[3] [美]查爾斯•蒂利,西德尼塔羅.抗爭政治[M].李義中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9.[4]李克強在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上的講話[EB/OL].人民網2013年3月26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6/c1024-20924458.html[5] [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42.[6] [德]尤爾根•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M].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287.[7] [加]斯蒂文•伯恩斯坦.威廉•科爾曼著.不確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共同體、權力和權威[M].丁開傑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3.[8]鄭永年.“不信任”砌成中國“信任牆”[J]鳳凰周刊，2009(36).轉引自上官酒瑞.現代社會的政治信任邏輯[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年.10.[9]上官酒瑞.現代社會的政治信任邏輯[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2年.見內容提要.[10] [美]史蒂芬•E.弗蘭澤奇.技術年代的政黨[M].李秀梅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421.[11] [美]邁克爾•約翰斯頓.腐敗癥候群：財富、權力和民主[M].袁建華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205.

　　Logical Critique of Network Anti-corruption Improves Political Trust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07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spects of value and fact, the Internet has four bas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mplified, diversity, struggle, and accountability, which has played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This greatly changed the linear causal mechanism of anti-corruption improves political trust, and this challenged the viewpoint of current Chinese officials and academics that network anti-corruption can enhance political trust. In certain "time zone" and a "range" of the result of a network anti-corruption is probably weakening the political trust. Finally, from the aspects of network anti-corruption systematization, multiple normalized against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path harmoniza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network anti-corruption; political tr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