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網絡反腐提昇政治信任的邏輯批判：網絡反腐特征的雙重功效

　　在文章開頭從價值層面與事實層面對互聯網的特征進行了劃分，並從政治效

　　用的角度總結出了網絡反腐的四個特征，但這四個特征在網絡反腐的過程中卻可以依據條件的變化而發揮不同的功效，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那麼這些特征的雙重功效對提昇政治信任究竟有什麼作用呢？傳統的通過反腐提昇政治信任的邏輯的問題又出在什麼地方呢？這些問題的答案都要著落在網絡反腐特征的功效上。

　　(一)多元化的政治功效

　　一方面，互聯網的興起與應用極大地改變了國家與社會權力結構的力量對比，使社會權力有了極大的提昇。然而，社會權力的提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權力結構的多元化特征，而多元化又必定會導致參與水平的提高。多元化的監督大大增加了社會對官員的監督力度，同時對官員的腐敗行為形成一種高壓態勢，這無疑是網絡反腐的積極功效。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互聯網技術的運用不僅從縱向上改變了國家與社會的權力結構，而且從橫向上打破了民族國家或主權國家的邊界限制。通過互聯網技術，不同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得以相互比較，並在世界范圍內產生“連通器”效應。作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自由民主”也會產生“溢出”效應。而這種“溢出”效應必然會對我國社會的民主意識產生影響。由於互聯網具有平等與自由的屬性，那麼，在這種以互聯網為基礎的高度動員型參與被注入自由與平等的價值要素，而國家在當前又沒有有效的整合手段的情況下，一種無序的政治參與甚至是一種爆炸式的政治參與帶來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這正如亨廷頓關於發展中國家轉型時期的論述那樣：“在大多數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裡，流動機會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導致社會頹喪和政治動亂二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從這個角度來講，網絡反腐的消極功效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種消極影響不但對提昇政府的政治信任毫無益處，反而增加了公共生活的混亂與無序。

　　(二)抗爭性的政治功效

　　從抗爭政治學的角度來講，抗爭屬於政治過程中利益表達的一種方式，而且並非都是非制度化的。抗爭政治不單單強調社會的抗爭行為，更重要的是強調了國家與社會互動中國家力量對社會抗爭的塑造。國家可以從政治機遇結構、社會資源動員以及政治文化認同等方面來主動調整與社會的關系。從動態的角度來考慮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助於社會重大問題的解決，而且適當的抗爭行為有助於中國社會從目前的“剛性穩定”轉向“韌性穩定”。在當前國內維穩成本高政治信任度較低的條件下，對抗爭做正面的理解十分必要。網絡反腐的抗爭性可以在這個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穩定的社會秩序對提昇政治信任肯定是有益的。但同時不能忽略的是，當前在網絡利益表達機制尚不健全的條件下，盲目的利益表達不僅不能改善公共生活的質量，反而可能造成社會生活的混亂與無序。也可能被其它力量所利用，“掛著羊頭賣狗肉”，破壞當前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這樣一來不僅嚴重地降低了政治信任水平，而且還會破壞公共生活的基本秩序，網絡反腐負面功效的危害同樣巨大。

　　(三)責任性的政治功效

　　責任性特征是與制度化密切相聯的，在制度缺失的條件下根本談不上責任性。在對由重慶官員“不雅視頻”引發的腐敗案件的網絡舉報中，用事實說話的態度就是負責任的表現，比如網絡舉報中都附有相關的視頻文件與材料證明信息，從不憑空捏造。在網絡曝光後，重慶市相關部門立即予以立案調查並將處理結果第一時間向社會公開。從網絡反腐開始到政府公開對相關責任人的處理結果，都是負責任的表現，這種責任性有利於提昇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但在目前，我國的互聯網用戶特別是大部分的網站還沒有實行實名注冊，這種隱蔽性有利於對腐敗案件的揭發。然而網民在利用互聯網發表言論時也會由於缺少制度約束而缺乏必要的責任意識，導致利用網絡打擊報復以及“人肉搜索”等網絡暴力事件，對公民的人身權利造成極大的侵害。特別是在當前，部分領域社會矛盾積累的條件下，網民利用互聯網進行所謂的“社會泄憤”行為⑦，極大地擾亂了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並對政府政治信任的提昇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這種“社會泄憤”行為將各種社會矛盾都以網絡反腐的形式發泄出來，在責任虛無化的網絡空間中迅速擴散，導致的結果只能是降低政府的政治信任同時加劇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摩擦，不斷增加政府管理社會的成本，並使整個國家走向不信任的深淵。

　　(四)放大性的政治功效

　　放大效應是公共傳媒的一個共同特征，但隨著互聯網的終端從臺式電腦到更為便捷的筆記本電腦、上網本，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手機的加盟使互聯網這種新興媒體產生了更加強大的“放大效應”。主要表現在與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傳播實現了由“一對多”和“一對一”到“多對多”和“多對一”的巨大跨越，形成了相互交織且高度密集的信息傳遞網。正面的信息被放大後，會迅速提昇榜樣的力量，可以最大限度地傳播主流價值。但是在網絡反腐上，一旦腐敗案件被曝光，從某種程度上講，凡是互聯網用戶都將在第一時間同時得知這一信息，使腐敗案件立刻處於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近年來對腐敗案件的頻繁曝光在放大效應的作用下，更加劇了社會對政府的政治不信任。因為網絡媒體不僅對正面宣傳具有放大效應，反之亦然。在政治信任不佳的情況下更讓政府重塑政治信任的努力“雪上加霜”。放大化特征對網絡反腐與政治信任之間的關系十分重要，因為放大化的負面功效將會直接導致政府信任度的降低。網絡反腐與政治信任的關系在放大化效應下出現兩種邏輯可能。若使網絡反腐提昇政治信任這個命題仍然成立的話，至少是建立在這樣的約束條件基礎之上的：約束條件1是網民對互聯網高密集度地曝光腐敗行為的承受能力足夠大，因為對官員腐敗行為的高密度的網絡曝光直接衝擊著人們對腐敗現象承受能力的底線，如果曝光的密集度太高，直接衝破了網民對官員腐敗承受能力的底線，那麼廣大網民會不假思索地認為中國官員的腐敗問題已達到無可救藥的程度，直接導致廣大網民對政府的政治不信任，而根本沒有耐心再去關注腐敗案件的解決；約束條件2是廣大網民對網絡反腐所暴露的案件進行持續的關注，因為沒有持續的關注就只能知道腐敗案件的發生而不了解腐敗案件是如何解決的，這樣其實就等於是只知道發生了腐敗案件而不知道腐敗案件的處理結果，顯然這樣的情況也更加深了網民對政府的政治不信任。換句話說，控制上述兩個約束條件，網絡反腐與政治信任之間的因果機制或說邏輯關系就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一種情況是網民對互聯網高密度地對官員的腐敗案件進行曝光有著足夠強的承受能力，但並沒有對該案件進行持續的關注。這也就意味著公眾只是知道了腐敗案件的頻繁發生，而不知道是如何解決的。顯然這會導致網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或信任程度的下降。第二種情況是網民對互聯網高密度地對腐敗案件曝光缺乏承受能力，那麼這種情況下就談不上持續關注的問題，官員的腐敗案件頻繁曝光，並在互聯網媒體的“放大”效應下，直接導致對政府的政治不信任。第三種情況是上述兩個條件同時缺乏，毫無疑問也直接導致了對政府的政治不信任。上述邏輯之所以有發生的可能，則是因為兩個約束條件並不一定同時存在，因為確保約束條件1和2同時存在則需要考慮另外兩個條件，時間區間和成本區間的范圍。這裡所謂的“時間區間”主要指的是從廣大網民通過互聯網等途徑獲得官員腐敗信息時開始到超出其承受能力時的臨界點構成的區間，區間在這裡主要指的是一個時間跨度，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一個是公眾對腐敗案件的承受能力；另一個是媒體對官員腐敗案件曝光的密集度。一般來說，密集度越高，公眾的承受能力越弱，區間越短。同時，這也越容易使公眾面對腐敗而崩潰，導致對政府的政治不信任。這裡的成本區間主要通過兩個指標來衡量：一是關注腐敗事件的時間成本；二是用於上網的費用。這兩個成本要素決定了社會公眾是否會對腐敗案件進行持續的關注。

　　因此，反腐與政治信任的兩種邏輯在加入互聯網因素後，特別是約束條件1和2不可能總是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反腐與政治信任二者之間的關系變得不確定了。那也就是說，網絡反腐與政治信任之間的關系是：網絡反腐可能提昇或削弱政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