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價值與事實兩個層面來劃分互聯網具有放大性、多元性、抗爭性、責任性四個基本特征，且上述特征使得網絡反腐發揮了積極與消極的雙重功效。這極大地改變了反腐提昇政治信任的線性因果機制，並對當前中國官方和學界普遍遵循的網絡反腐能夠提昇政治信任的傳統邏輯形成了巨大挑戰。分析表明在一定的“時間區間”和“成本區間”約束下網絡反腐產生的結果可能是削弱政治信任。最後從網絡反腐制度化、多元反腐常態化、反腐路徑協調化三個方面提出當前提昇政治信任的三種途徑。

　　關鍵詞：網絡反腐；政治信任；去中心化；放大效應

　　近年來網絡反腐迅速成為了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在取得反腐勝利的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以政黨和政府為中心的單中心反腐格局。官員的名貴手表、“不雅視頻”以及陝西的“房姐事件”都可以看做網絡反腐的勝利。同時，官方和學術界也將腐敗現象看作當前削弱政治信任的因素之一。同時認為反腐可以增強或提昇政治信任。但作為反腐手段的新形式——網絡反腐與政治信任之間的邏輯關系並非如此簡單，在結合互聯網的基本特征來理解網絡反腐與政治信任的關系時，則展現出了二者邏輯關系的另外一種圖景。

　　一、網絡反腐的特征：劃分標准與類型

　　對於網絡反腐的特征與功能學術界已有研究，但已有的研究最突出也是最不完善的地方在於對網絡反腐的特征只是進行了簡單的羅列，並未對其進行類型學的研究，更未將互聯網的特征與政治功效相結合對網絡反腐與政治信任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而對網絡反腐特征的認定與功能的定位直接關系到網絡反腐與政治信任的邏輯關系。筆者在此嘗試從價值與事實兩個層面對互聯網的屬性進行類型學的分類，並對其特征的功能在網絡反腐中所產生的政治功效進行分析，旨在理清網絡反腐與政治信任的邏輯關系。

　　(一)互聯網特征的劃分標准

　　談到互聯網的特征，相關的研究基本上是從其技術功能的角度來談的，比如便利性、隱蔽性、高效性等。但互聯網作為一種通訊技術其屬性卻並不是單一的。至少可以從價值與事實兩個層面來進行劃分。從價值層面來講，互聯網具有自由平等的基本屬性。也就是說，自由平等性並不是指互聯網傳播的內容的屬性，而是互聯網作為一種新興的信息平臺自身的一種屬性，與傳播信息與內容的屬性沒有直接關系。從事實層面來講，互聯網具有技術屬性與制度屬性。技術屬性主要指的是互聯網作為媒體的聚光性，通過網絡媒體的曝光後，相關的事件可以迅速達到吸引眼球的效果；制度屬性指的是互聯網的使用協議與制度規范，這並不是互聯網本身的屬性，其特征依據制度規范的存在與否發生變化。在筆者看來，互聯網並不僅僅是一種信息技術，它自身蘊含著某種價值。而只有對這種價值的深入挖掘纔能夠了解互聯網的”全貌”，也只有在分析互聯網核心價值的基礎上纔能對其特征進行描述與總結。就網絡反腐而言，需要將互聯網的特征與政治功效相結合纔能知道網絡反腐的真正作用，並依據網絡反腐的功效來探索與政治信任的關系。

　　(二)網絡反腐的特征類型

　　網絡反腐的特征取決於互聯網的特征，將互聯網的特征與反腐的政治功效結合起來，網絡反腐的特征可以做如下劃分：互聯網的自由平等性產生了多元性與抗爭性；聚光效應產生放大性；而制度屬性涉及到責任性。第一，多元性。處於互聯網空間的任何人(包括政府和社會組織)都有表達利益的權利與能力，而這種“自由平等性”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意味著多元性，所謂的“多元性”主要是從監督的角度來講的。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使政府、網民與社會組織處在平等對話的平臺上，正是這一屬性改變了中國長期以來以政黨和政府為中心的單中心反腐格局。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講，互聯網的應用，最核心的變化是改變了國家(政府)與社會的權力關系，使公民社會的力量與國家在反腐的問題上基本實現了平等對話。安德魯•查德威克教授探討了理解互聯網政治學的八個關鍵主題：“去中心化、參與、社區、全球化、後工業化、理性化、治理與自由主義。”其中首先談到的就是多元性的問題。第二，抗爭性。網絡反腐的抗爭性是從國家與社會關系角度來講的，互聯網空間的自由平等性在提昇社會權力的同時，為社會的維權抗爭奠定了基礎，屬於抗爭政治學的研究范疇。抗爭政治是“發生在提出要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們的要求對象(objects)間偶爾發生的、公眾的、集體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發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對象，或者是要求的贊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實現，將會影響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時。” “抗爭政治包含著這樣一些互動：在其中，行動者提出一些影響他人利益或導向為了共同利益或共同計劃而做出協同努力之要求；政府則在這些互動中作為所提要求的對象、要求之提出者抑或第三方而介入其中。抗爭政治由此而將人們所熟悉的社會生活的三個特征：抗爭、集體行動以及政治，聚合到了一起。”[3]從抗爭政治的定義與結構要素可知，網絡反腐滿足抗爭政治的三個核心條件。而抗爭政治學中的“抗爭”從政治過程的角度來講其實指的是利益的表達，包括制度化與非制度化兩種情況，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抗爭”有不同的含義。

　　第三，放大性。聚光效應可以說是大眾傳媒與網絡傳媒的共同特性，相關事件通過網絡媒體的曝光，會形成聚光效應，將社會公眾的目光迅速聚集到事件本身，如果是社會普遍關心的公共事件，那麼網絡媒體的這種聚光效應會更加明顯。媒體的聚光效應大多是通過截取或摘錄事件本身一些最引人注目的點或片段來實現的，那麼這也就意味著相關事件會在某一點上產生放大效應。通過對某一領域的模范典型的宣傳可以最大限度地向社會傳播正能量，反之負面的信息也可能有“一塊臭肉壞了滿鍋湯”的效果。

　　第四，責任性。互聯網與責任性沒有直接的關系，換句話說，責任性並不是互聯網的固有屬性，當然也與網絡反腐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互聯網在反腐的過程中只是充當了反腐的工具或平臺，網絡反腐是否理性取決於網民自身，也取決於互聯網制度的規范與引導。當網民自身的法治意識較高和互聯網的相關制度與法規健全時，網絡反腐就會以理性的方式呈現在社會面前；當兩個條件不具備時網絡反腐會呈現出一種非理性的狀態。但制度規范與網民法治意識相比更具有根本性即網絡反腐將會在現實中呈現出何種樣態主要取決於制度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