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總結和啟示

　　以上的分析說明，從理論內核和研究目的來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沒有脫出現實主義理論以大國權力衝突為核心的主要基調，盡管他采用了“文明”這個看似客觀和中立性的術語，但也不能掩飾其強烈的主觀目的性；從理論構建方式來看，文明衝突論在主觀上把世界上的各個國家劃分敵我，采用模糊手法進行論證，並且帶有很強的為美國對外政策服務的政策指導性；從與美國對外政策的關系來看，二者在許多方面呈現出驚人的一致性。依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認為，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基本上屬於我們在本文開頭部分所界定的工具性理論的范疇。

　　但是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說明文明衝突論不重要或者沒有價值，相反，文明衝突論雖然達不到具有普遍性強解釋力的、具有普適價值的形而上學理論的層次，但是作為一種工具性理論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文明衝突論盡管對於其他的國家既不客觀也不公平，但是對於美國對外政策來說，它及時地起到了確定方向、提供指導和進行合法性辯護的作用。形而上學理論有其存在的價值，工具性理論也有其存在的作用，我們不應貶低工具性理論的價值。

　　對於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們的國際政治研究既需要具有普適價值的形而上學理論，同樣更需要能夠指導國家現實對外政策的工具性理論。尤其是作為五千年的文明古國，我們在國際政治中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文化理論。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文化已經和政治、經濟、軍事等一樣，成為影響國家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正如約瑟夫•奈在其《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一書中所指出的，硬力量和軟力量相輔相成，當各個國家的硬力量趨於分散而非集中時，軟力量有可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而軟力量在很多時候要依賴於文化。爭奪文化權力的制高點將會成為世界主要國家越來越關注的熱點問題，中國的對外政策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文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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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此文已發表於《學習論壇》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