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明衝突論”的理論內核

　　1993年，正值冷戰結束初期，塞繆爾•P•亨廷頓在一篇論文中首次提出了“文明衝突論”，1996年他又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系統闡述了其文明衝突論。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把現在的世界區分為“八大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冷戰後全球呈現多極和多文明態勢，並且各主要文明之間的“權力均勢”正在發生變化，世界政治也隨之發生重組。因此，冷戰後國際衝突的基本根源將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和文化認同方面存在的差異，文明將取代國家成為國際衝突的主體，文明的衝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

　　當然，文明衝突論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如其對文明的劃分標准不明確而且存在著嚴重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其對文明多元化的態度前後矛盾等等，而且認為中國是未來世界文明不穩定因素的觀點，使大多數中國學者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都持一種批判的態度。

　　我們認為，針對文明衝突論的重大理論缺陷，特別是對其“中國威脅論”的批判是正確而必要的。但我們同時也應看到，文明衝突理論對於美國的對外政策和行為，在文化層面上形成了支持，體現了“工具性”價值，甚至亨廷頓自己在著作開篇聲明，“這本書不是也並不打算成為一本社會科學著作，而是要對冷戰之後全球政治的演變做出解釋。”這種典型的“工具性理論”特點，使我們有必要在深知其理論缺陷的同時加以研究，並從工具性理論角度，為這種理論架構及其缺陷尋求某種解釋。那麼文明衝突論作為工具性理論表現在哪些方面呢？依據在文中先前的論述，我們在這一部分首先分析其理論內核和研究目的。

　　第一，文明衝突理論具有現實主義的內核。

　　我們認為，“文明衝突論”無法被視為“形而上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它不具有獨立的理論內核，而更多地借鑒和運用了現實主義的理論模式為其內核——即以大國為中心，以權力為根本，以衝突為常態的理論架構。

　　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中研究對象是“文明”。看似這是在表明他與現實主義研究的差異。但僅就“文明”這個概念的選用，我們也可明顯看出其中的現實主義傾向。“文明”實際上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概念，甚至文化層面並不能涵蓋它的全部外延。而亨廷頓在著作中卻未對其有明確的定義，這雖然形成了理論的不嚴密，但也避免了“文明”的文化層面含義對理論針對性的束縛；同時，亨廷頓又進一步將“文明”以“核心國家”代表，更使得本應對“文明”的分析，實際上成為仍是對世界主要國家的分析，與現實主義形成一致。

　　與此相同，亨廷頓將許多其他文化層次上的概念也做了“現實主義”處理。比如，《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指出，“是什麼使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呢？當它們被看作植根於物質上的勝利與影響時，他們是具有吸引力的。”而對於基督教的普世觀念這類似乎屬於純精神的現象，亨廷頓的解釋則更顯示出其現實主義傾向：“強大的社會是普世的；弱小的社會是狹隘的。”

　　而對於“形而上學理論”角度上的“西方中心論”，我們認為，如果從“工具性”角度看，可以被視為亨廷頓為美國謀求全球霸權做出的合理性解釋。所謂“西方文明的普世情節”而將被視為一種伴隨國家權力增長產生的實然的對外政策訴求，相應的，所謂“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衝突，實質上就是權力衝突，是推進世界單極化與多極化間的衝突。而當亨廷頓立足於維護“西方普世文明”，提出相應的“敵人”時，理論的工具性效用得到了體現，它為美國對“非西方文明”國家的不友善行為辯護。

　　第二，文明衝突論符合工具性理論“中立性”的特點。

　　除需要一個堅實的理論內核外，作為一種工具性理論，文明衝突論還要達到另一個要求，就如同喬治.凱南在闡述其“遏制戰略”時，要將行動目標最終歸結於保護資本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樣，文明衝突論需要給世界尤其是美國的盟友以既要共同進退又能保全自己而不會在戰斗中被盟友侵吞的希望和預期。因此，亨廷頓在其著作的開篇就明確指出，世界的安全，需要接受全球文化的多元性，美國社會和美國政府都在倡導發展多元文化，鼓勵不同文化融合，因此，美國會尊重其盟友甚至其敵人的文化獨立性，美國的行動旨在道義上的“維護自由和民主”以及文明上的“避免衝突”，而非施用霸權或消滅文明。

　　當然，亨廷頓在這裡也顯示出了作為一個政治學家而非國際關系理論家的慣有的“狡猾”，他在對美國所處的國際形勢進行了悲觀地分析後，“無奈”地指出了美國未來的政策方向，即讓美國淡化意識形態，使之更像一個國家，一個建立在安全的、共享的和受人尊敬的文明認同基礎之上的國家。然而，容易看出，這種定位給予美國一個崇高而不可侵犯的國際地位，即如果美國當真在國際間樹立起一個沒有意識形態偏見的、包容各種文明差異性的國家形象，那麼那時依然反對美國的任何國家或組織，將只能被解釋成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不穩定因素，因為即使從意識形態和文化層面上，美國對它們也應是沒有威脅的。

　　第三，文明衝突論具有服務於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主觀目的。

　　主觀臆測研究者的研究動機並非可取的做法，但是我們說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具有服務於美國和西方國家對外政策的主觀目的，卻並非臆測，而是清楚地呈現在亨廷頓關於文明衝突理論的論著中。

　　我們以《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為例來說明這一點。細心的人們可以發現，亨廷頓在該書的很多地方，都非常清楚地表達出了他對於冷戰結束後西方衰落的懮慮，這其實正是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的初衷。亨廷頓懮心重重地寫道：“西方的權力相對於其他文明將繼續衰落。隨著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蝕，它將喪失很多權力，其餘的權力將在地區基礎上分散給幾個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國家。 ”無論是控制的領土和人口，還是經濟產值、制造業產值以及軍事力量，西方正在走向衰落。到21世紀20年代，西方可能控制的世界版圖將會從頂峰時的全世界的49%下降到24%，人口從頂峰時的48%下降到10%，經濟產值從70%下降到30%，兵力從45%下降到10% 。他尤其擔心的是穆斯林人口的快速增長，“穆斯林社會的增長率幾乎總是在2.0%以上，常常超過2.5%，有時達3.0%以上。”穆斯林的人口數“再過若乾年後將超過基督徒的人數，而到2025年可能達到世界人口的30% 。”實際上，亨廷頓對西方衰落的懮慮完全滲透在該書的字裡行間，限於篇幅，不再一一列舉。

　　正是出於這種擔懮，亨廷頓指出，“面對西方力量的衰落，保護西方文明對於美國和歐洲國家是有利的，”因而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緊接著，他還為美國和歐洲國家提出了保護西方文明的具體政策建議，如限制伊斯蘭和華人國家軍事力量的發展，把中歐和東國家納入歐盟和北約，鼓勵拉丁美洲的西方化，保持西方技術和軍事上的優勢等，絲毫也不保留和隱瞞其服務於美國和西方國家對外政策的主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