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從文明衝突論的理論內核和研究目的、理論構建方法及其與美國對外政策的一致性等三個方面分析了文明衝突論的特點，指出文明衝突論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真正理論”，只是一種“工具性理論”，但是作為一種工具性理論，文明衝突論卻對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的對外政策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同時，本文也指出，作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在對外政策方面應該建設自己的文化理論。

　　關鍵詞：文明衝突論 工具性理論 對外政策 文化

　　“文化研究”是比較政治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馬克斯•韋伯、阿爾蒙德等著名學者對此領域都進行過深入的研究，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則是該領域研究的一個代表性成果。文明衝突論一經提出，便在全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本文無意加入關於文明衝突論的種種爭論，只是試圖分析文明衝突論的理論內核、構建方法及其與美國對外政策的關系，從而證明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屬於一種“工具性理論”。不過，本文並無意貶低工具性理論的價值，相反，文明衝突論給我們的啟示是，中國的對外政策也應該建設自己的文化理論。

　　一、什麼是國際政治中的工具性理論

　　自冷戰結束以來，在比較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組織學等學科中，新的理論和研究層出不窮，人們也從不同視角、以不同標准，對這些理論進行評價和批判。在國際政治學界，結構現實主義代表人物肯尼茲•華爾茲在其名著《國際政治理論》中構建的理論評價體系則是一個典型代表。該體系提出以理論在研究對象、結構等諸方面的“解釋力”為根本的評價標准，成為該領域對於新興理論進行評價的重要標准之一。這個標准對於所謂“真正的理論”的追究，實際上是對規律是應該具有強解釋力和形而上的普遍適用性的要求，是相對抽象和超越現實的。在這種嚴格的標准下，許多大家習以為常的理論便不再成為理論，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便屬此例。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認為，符合諸如華爾茲評價體系標准的諸多政治理論，由於其對於普遍解釋力的追求，亦即對所謂形而上的普適性的追求，可以把它們稱為“形而上學理論”。然而，政治研究的目的，並不總是要尋求一種“形而上”的理論模式，有許多研究是針對政治現實、用以指導國家政治行為的，這在國際政治和比較政治中尤為常見。這類理論雖不具有非常強的抽象意義上的解釋力，但並不能因此否認其研究價值。此種理論的價值體現在理論是否能為現實服務，而非能否解釋現實中蘊含的某種規律之上，我們將這種研究價值稱之為理論的“工具性”效用，專為此目的而衍生的理論，則稱之為“工具性理論”。據此，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便可劃歸工具性理論這個范疇。為便於理解，我們不妨再把工具性理論的特點做進一步的說明：

　　第一，工具性理論與形而上學理論存在很大不同。

　　國際政治中的工具性理論與形而上學理論的根本不同表現在三個方面：理論內核和研究目的、理論構建方式以及其與政治實踐的關系。在理論內核和研究目的上，國際政治的工具性理論並不在於解釋規律，甚至也不在於運用規律，而在於更為具體的方面，如對國家對外關系的對象做出區分，並對國家的對外政策和政治行為提供理論依據。因而，在理論建構方式上，工具性理論亦不可能保持所謂“簡潔性”和抽象性，它只能就事論“理”，並且根據研究目標的需要，甚至會對事實加以自圓其說的忽略和扭曲。總之，工具性理論必須與政治現實保持一致，並為之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支持。這使之與形而上學理論產生了本質上的不同。

　　但同時，工具性理論又無法脫離形而上學理論獨立存在。其原因在於，工具性理論服務於現實的理論目的，導致了其在形式邏輯分析上的重大缺陷，它必須不斷迎合政治實踐的發展與變化，而這種發展變化使之無法建立明確而完全適用的形式邏輯體系。因此，工具性理論往往需要借助一種形而上學理論作為其理論內核，以增強其對政治實踐合理性的支持。它和形而上學理論的關系，猶如制造原子彈和愛因斯坦能量公式之間存在的關系。

　　第二，工具性理論並不等同於對外政策。

　　盡管工具性理論和政策在理論建構過程中會有重疊，並且這種重疊將是經常性的。如果細致劃分，一個整體的對外政策和政治行為可以分為“對誰做”、“為何做”、“做什麼”和“怎麼做”這樣幾個部分，那麼工具性理論重點解決的是前兩個方面的問題，它提供了對外政策的基本方向，而對外政策則主要謀劃後兩個方面的問題。

　　因此，工具性理論，又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般學術研究的共同特點，即理論建構上的“中立性”。它必須置身於一種標准之下，而這種標准從表面上看來往往不會因標准適用者的實際特性，如身份、實力以及在國際政治體系中的位置等而發生變化。實際上，不言自明的是，由於國家利益的根本不同，在本質上，工具性理論不可能是“中立”的，但是出於增強對外政治行為合法性的需要，這種理論上的“中立性”卻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