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網絡反腐的限度和問題

　　網絡反腐在展現出其優勢和力量一面的同時，也同時表現出了其令人不安的一面。如果對這一方面認識不足，處理不好，反而會事與願違，適得其反。

　　(一)民粹性

　　網絡反腐的成功使得公民參與政治的方式更加簡化方便。這種便捷的政治參與方式在傳統的正式利益表達渠道不暢的情況下，極大地激發了公民政治的參與熱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網絡反腐中也存在一種網絡民粹主義的傾向。

　　有些人打著人民的旗號或維護人民利益的招牌，卻不尊重法治的基本精神，不能以制度化的方式進行網絡反腐，而代之以道德審判、人肉搜索以及謾罵攻擊等網絡民粹主義的方式，達到綁架輿論的目標。並且在事實上，這些所謂的人民利益的代表，自認為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其實僅僅代表了一小部分特殊利益的群體，是以小部分人的利益凌駕於大多數人的利益之上，是以小部分人的訴求凌駕於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訴求之上。這些人反腐的動機和方向可能是正當的，但是反腐的要求和目標可能卻是超越制度和法律的界限的，並且以動機和方向的正當性來掩蓋方式和目標的非制度化，往往會產生事與願違的反腐效果。這種聲稱代表人民而事實上僅反映少數人的想法，並且無視或蔑視制度化與規范化參與的方式，正是網絡反腐中的民粹主義。

　　隨著我國網絡反腐的推進和進一步發展，可能還會有更多的人自視為人民利益的代表積極投身於網絡反腐，但是其非制度化的參與方式可能使網絡反腐適得其反。

　　(二)誇大性

　　放大效應是網絡技術作為一種媒體的特性，媒體對曝光的事件不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具有放大性。這種放大性在網絡反腐中既可以放大反腐的成績，也可以放大腐敗的程度。網絡反腐可以提昇民眾對於黨和政府的政治信任，但是網絡反腐與提昇政治信任之間的關系並非在任何條件下都呈正相關的。

　　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來講，網民對腐敗現象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對腐敗的網絡曝光密度是有關系的，在特定的一段時間內過多的腐敗現象反而會降低民眾對於黨和政府的政治信任[[2]]。網絡上頻繁出現的腐敗現象會在民眾的心理上產生一種集聚放大效應，使他們誤以為腐敗已經達到了非常嚴重、不可救藥的程度了。由於網絡是一種新興媒體，其強大的傳播力與影響力根源於網絡是一種集文字、聲音、圖像於一體的傳播媒介。網絡對腐敗現象的報道由於其『立體』效果加之曝光密度頻繁，很容易瞬間衝破民眾對腐敗現象的承受底線，存在降低政治信任的風險。

　　(三)情緒化

　　當前中國快速的經濟社會發展必然會產生使原有的利益格局發生變化和調整，這種變化和調整在特定的條件下就會使某些社會群體產生不滿情緒。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人們能夠比較方便地借助於高科技技術和網絡來作為宣泄不滿情緒的渠道，而腐敗現象又提供了宣泄不滿情緒的素材和契機，於是就有人借助於網絡反腐宣泄情緒，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響輿論和群眾，影響現實社會。特別是近年來，微博日漸興起，越來越演變為通過網絡反腐宣泄不滿情緒的加速器。他們以鍵盤做武器，以乾部腐敗為靶子，拉開陣勢就罵街，挑起負面情緒，然後接踵而來的哄客將口誅筆伐變成網絡的狂歡。

　　因此，我們要看到網絡反腐在提昇公眾政治參與的同時，也會激發其非理性的對抗性情緒。一些網民在非理性情緒的支配下，往往在沒有分辨腐敗事實和對腐敗案件處理進度的前提下就要責怪有關部門的不作為或『官官相護』，就要『替天行道』，發表異常激烈的言詞。這種情緒又會在網絡上互相感染，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激烈性和情緒化，在人群中產生一種對抗性的思維邏輯。大量的案例已經表明，這種情緒化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非制度化』或『極端方式』表現出來的，並隨時可能由『線上』轉化為『線下』，由虛擬網絡轉化到現實生活，產生群眾性事件等不良後果。

　　(四)責任缺失

　　網絡是一個虛擬的空間但又與現實相連，在我國網民在網絡空間的政治參與通常是匿名的，或者是個虛擬的代號。這種虛擬性在網絡反腐中可以為舉報人提供安全性，也可以使得舉報人喪失必要的責任性。安全性是網絡反腐得以成長的保障性條件，但這種虛擬性在提供安全性的同時也出現了責任性缺失的問題。由於大部分網站還未要求實名注冊，網民可以在網絡上自由發表言論。這種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條件，但這種缺乏約束的『言論自由』必定是缺乏責任感的。

　　於是，就會有人通過這種網絡舉報的方式泄私憤打擊報復他人，無中生有地編造所謂的腐敗事實，栽贓誣蔑。他們不僅把虛假的腐敗線索通過網絡提供給反腐工作的相關部門，而且在缺乏事實根據的前提下就把相關內容通過網絡公之眾。也有人因為當前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加劇的緣故，利用網絡反腐的形式進行『社會泄憤』[[3]]，無中生有地侵犯他人隱私權與名譽權，這都是責任性缺失的表現。這一方面侵犯了當事人的正當權利，是一種侵犯名譽權的違法犯罪行為，另一方面也給有關部門的反腐工作平添了許多障礙，轉移了反腐工作的視線，乾擾了反腐工作的正常進行，使本來就復雜的反腐工作困難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