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從戰略高度保障中國農業安全

　　由上可知，農業對於中國有著十分特殊的重要意義，但中國的農業卻處於一種非常脆弱的狀態，所以中國必須大力發展農業；而農業本身又天然是一個要承受雙重風險的弱質產業，因而絕對不能聽天由命，任其自然發展，或遵從市場價格信號聽任『看不見的手』來自行調節。所以，中國未來的農業發展，一定要有宏觀戰略。這些宏觀戰略至少應該包括如下內容：

　　第一，在思想認識上要從戰略高度重視農業。中國未來必須要重視農業，不僅僅是從農業產業的角度來重視，而是應該把農業提昇到像國防軍事以及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來重視。其實，不僅是中國重視農業，西方發達國家也非常重視農業。如在美國，農業人口的比例已經下降到人口總數的1-2%，數量不到600萬，但農業部卻是僱員人數最多的聯邦機構之一，高達10萬之眾；並且，美國政府一直在提高對農業的直接補貼。1995-2002年，美國共提供了1140億美元的農業補貼，年平均142.5億美元[14]。並且即使是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政府補貼也從嚴沒有停止過對農場主的補貼，每年高達數百億美元。另據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2003年的研究報告顯示，發達國家每年對國內農業實施的補貼總額為2350億美元，因此使發展中國家每年減少出口額達400億美元[15]。如前所述，由於農業對於中國的特殊性，我們對農業的重視程度要更加超越其他國家，一定要提昇到一個戰略高度認識和對待中國農業。

　　第二，加大對農業科技的投入。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是一個專門關於加大農業科技創新的文件，文件明確提出，要堅持科教興農戰略，把農業科技擺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決心突破體制機制障礙，大幅度增加農業科技投入，推動農業科技跨越發展。應該說，這個一號文件反映出中央對中國農業發展現狀最薄弱環節的認識非常清醒而及時。由於農業科技創新具有顯著的公共性、基礎性、社會性，因此要求政府充分發揮主導作用，由財政承擔主要責任。同時，由於增加對農業科技投入和農業科技體系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所以也應該向發達國家學習，通過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作為一項長期戰略推進實施。

　　第三，建立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農業生產經營的最佳方式是家庭經營，但是家庭經營的最大劣勢是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能力弱，因此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雖然是以家庭經營為主，但是卻輔之以非常強大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強大的社會化服務網絡體系保障了農民所需要的產前、產中和產後所需要的供求信息、生產資料、技術支持、政府政策、貯存運輸和市場買賣等一切服務，確保了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和農民利益的有效實現。

　　如美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形成了『公共服務體系＋合作服務體系＋私人服務產業』三足鼎立式的網絡組織體系，三者之間相輔相成，相互協調，優勢互補，自我發展。公共農業服務體系主其中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農業部農業研究局、合作推廣局等聯邦農業服務機構，二是各州贈地大學農學院及其附屬機構農業試驗站和合作推廣站組成的農學院綜合體，它們共同負責農業教育、農業科研和農業推廣等方面的服務。合作服務體系也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農場主合作社，二是合作農業信貸體系。農場主合作社是農場主為保護自身利益，對抗商業壟斷組織而成立的各種非盈利性農業經濟合作組織，主要有生產合作社、銷售合作社、購買合作社、和服務合作社等，對其成員不以贏利為目標，對非社員則按市場價格進行交易。農業合作信貸體系主要任務是向農場主和合作社提供廉價農業信貸服務。私人農業服務體系主要由私人農業服務企業包括獨立經營的家庭企業、合伙企業和股份公司構成，對農業的服務范圍幾乎涉及所有領域，從農機、化肥、農藥、種子、農膜等農用生產資料的供應，到農業生產環節的機械化作業，到農產品的儲運、銷售、加工等。這些私營農業服務企業完全按市場價格機制和交易原則進行經營性服務，以公平的市場交易來實現為農業的社會化服務[16]。

　　當前中國農業基本上是以小規模的家庭經營為主，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能力都比較弱，因此對於農業的社會化服務體系更有迫切的需要，國家應該從戰略高度審視這個事實，做出重大部署。

　　第四，優先考慮種子安全。在知識產權已經覆蓋到種子產業的今天，完全可以說，種子產業是整個農業產業的基礎。因此，確保中國的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必須優先發展種子業。我國現已保存38萬份農作物種質資源，名列世界第一。但我國種質資源的基因鑒定、研究和利用工作嚴重滯後，影響了農作物新品種的選育效率。國家應該通過有效措施，把生物技術運用到作物品種改良上來，培育一些在高產、優質、抗病蟲等方面有重大突破性的品種。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制定法律法規，加強對農業種質資源的保護。

　　因此，我們必須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加強對我國種質資源的保護，另一方面要加大在種子研發方面的投入。

　　第五，加強對農產品進出口的監管和外資准入的控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中國大大放寬了對於農產品進出口和外資准入的限制。中國入世後農業貿易政策調整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取消了進口許可、數量限制等非關稅措施，逐步降低農產品關稅。2004年農產品平均關稅稅率由入世前的21%降到15.8%，隨後進一步降低到15.2%。二是對糧棉油糖等10種大宗農產品實行關稅配額管理，不斷完善配額管理制度，擴大向非國營企業的配額發放比例，配額內實施關稅為1%-15%。2006年起取消了對植物油的關稅配額管理，實行9%的單一關稅。三是取消了所有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更多使用對貿易無扭曲作用或扭曲作用最小的國內支持政策[17]。

　　由於農產品對於中國的特殊性，開放和保護應該適度，今後中國還應該強化對農產品進出口的管理，加強對農產品市場的監管，積極推進農業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健全統籌管理農業對外開放的體制機制。對於水稻等關系國家糧食安全根本利益的主糧產品，明確納入國家糧食安全戰略保障范疇。在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利益的原則下，建立和完善農產品進出口政策體系，建立健全外資准入和管理制度，建立外資並購境內涉農企業報告和安全審查機制[18]。

　　第六，慎重對待轉基因農產品。轉基因農產品目前在世界范圍內存在巨大的爭論，除了其食用安全性的風險之外，生態的安全性、專利的壟斷性以及技術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逆性等因素都是要綜合評估的因素。轉基因農產品之所以得到推廣，最主要是由於特殊利益集團運用不當方式影響公共政策的結果。我們不能迷信關於轉基因農產品的虛假宣傳，必須要認識到一個基本事實：依靠傳統的育種方式和農業生產技術完全可以解決全世界人口的吃飯問題，轉基因技術對於農業生產來說並不是唯一選擇；掌握轉基因技術的跨國公司並不是像他們自我鼓吹的那樣是解決世界人口的飢餓問題的，恰恰相反，通過壟斷和專利保護攫取高額利潤纔是其主要目的。至少，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匆匆忙忙地把中國的主糧轉基因化!

　　正如原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黎將軍所指出的，隨著中國的發展，我們面臨的安全形勢在進入新世紀後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嚴峻復雜。目前國內的利益集團與境外資本相互勾結利用，在中國興風作浪，使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風險性大大增加，若不采取措施將會導致嚴重後果[19]。我們必須擦亮眼睛，看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陰謀，確保中國的農業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