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的這些不利條件產生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不僅會產生嚴峻的經濟安全問題，而且還可能帶來嚴重的社會政治風險和國家安全隱患。

　　三、中國農業安全面臨的主要風險

　　農業之於中國，有重要的政治和戰略價值。因此，對於中國這樣的正在崛起的人口大國來說，農業的不利條件所產生的後果要更加嚴峻，它會進一步加劇當前中國面臨的安全形勢。

　　鑒於農業生產的特點所具有的天然弱質性，以及由於客觀和歷史的原因形成的中國農業的不利條件，使當前中國農業安全形勢所面臨的風險不僅相當嚴峻，而且還相當復雜。最重要的是，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中國作為正在崛起中的大國，必然會被發達國家視為主要的競爭對手；再加上由於文化和意識形態的不同，它們一定會對中國的崛起之路設置重重障礙。近些年，在西方大國的外交政策和跨國公司操縱炒作的共同作用下，世界上的石油、水和糧食等資源越來越稀缺，各個國家對這些資源的爭奪態勢已經顯現，將來勢必愈演愈烈。糧食、種子等農產品資源將會成為大國之間競爭博弈、限制中國崛起的重要武器。因而，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當前中國農業安全面臨的風險是復雜而多重的：

　　第一，農業缺乏足夠的吸引力。農業自身的比較利益低、市場風險大，但由於農業的特殊地位，所以世界發達國家一般都會采取各種措施來確保農民實現的經濟利益自己，降低農業的市場風險。盡管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黨和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但由於相比於發達國家中國農業生產的不利條件更加嚴重，所以總體來說中國農民通過市場實現自身經濟利益的難度仍然比較大，農業對於農民缺乏足夠的吸引力。這就導致農民普遍對農業生產缺乏興趣，或者不願意從事農業生產，或者僅僅為了自己生活需要種植少量農作物，而不願意進行商業化生產，更不願意去研究如何提高農業生產的技術。同時，由於缺乏必要的指導和幫助，農民更願意遵循短期市場的信號進行自己的生產決策，當某種農產品價格下跌時他們便會紛紛退出這種農產品的生產。如中國是大豆的原產國，在1995年以前是大豆的淨出口國，但由於進口大豆的衝擊，中國農民紛紛退出了大豆的種植，到2000年的時候中國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中國2013年大豆進口量為6340萬噸，同比增長10%，再創歷史新高，大豆的進口依存度達到80%以上[4]。

　　中國大豆的遭遇是一個的例子，如果農業不能對農民產生足夠的吸引力，而農民又完全聽從市場的短期信號，那麼中國的其他農產品也極有可能步大豆的後塵。

　　第二，糧食安全存在風險。而糧食是一種特殊商品，需求缺乏彈性，人們不會因為價格低而多吃，也不能因為價格高而不吃，一旦發生糧食短缺，勢必引起恐慌乃至社會政治的不穩定。在這個意義上，糧食絕對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具有戰略價值的商品。中國人口多，對糧食的需求量大，再加上『民以食為天』的傳統觀念，糧食短缺的後果可能更加嚴重，勢必影響政治穩定與國家安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1月在山東農科院座談會上所指出的那樣，保障糧食安全對中國來說是永恆的課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旦發生大飢荒，有錢也沒用[5]。

　　可能有人認為這種現象似乎不太會發生，世界是個大市場，從國際市場大量進口糧食滿足國內需要，似乎並不是什麼壞事。但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幾家農產品跨國公司在全世界的壟斷地位已經基本形成，少數農業跨國公司通過強化其在全球糧源、物流、貿易、加工、銷售『全產業鏈』布局，已經控制全球糧食貿易的80%。再次需要注意的是，而這些居於主導甚至壟斷地位的嘉吉、ADM、杜邦、雀巢、聯合利華、孟山都等農業綜合巨頭，無一例外全部來自西方大國[6]。同時，WTO的規則由『四國集團』(即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歐盟)所主導。它們舉行閉門會議，為所有134個國家制定政策。在四國集團內部，以美國為首的農業綜合巨頭企業控制了重大政策的制定權。由嘉吉、ADM、杜邦、雀巢、聯合利華、孟山都和其他農業綜合企業起草了《WTO農業協定》，並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意圖，瓦解各國法律，保護農業綜合企業巨頭的強大定價權。

　　也許中國永遠不會出現糧食安全問題，但一旦出現的時候恐怕就無人相救了。因為這些西方跨國公司即使不聽命於他們國家的政府，也都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到時候絕對不會大發慈悲、雪中送炭的。中國出現大規模糧食安全的後果不堪設想，我們不希望在任何時候出現這種情況，所以我們必須要有糧食安全的戰略意識，防患於未然。

　　第三，種子安全潛藏危機。種子作為一種武器，在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已經成功使用過。而在當前世界，種子可以申請專利，受到知識產權保護，如果將其用作武器，方式可能就更加簡單了。如果受制於人，輕者可能要付出高額費用，重者可能會造成糧食對外依賴，進而危害國家安全。因此，糧食安全和種子安全關乎國家安全，絕對不可受制於人。

　　而目前農產品種子的專利權也是由少數西方公司所壟斷。六家生物科技公司，即安萬特、陶氏化學、杜邦、三井物產、孟山都、先正達，擁有全球稻米、小麥、玉米、大豆和高粱專利權的69%，這些作物佔全球糧食供應的75%。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我國登記注冊的外商投資農作物種業公司已有76家，其中包括26家獨資公司、42家合資公司、8家中外合作經營公司。這些名義上只能佔合資公司49%股份的公司，卻實際上掌握著種子公司的核心技術與專利。跨國種業公司在我國的擴張，主要采取收購、兼並國內種子公司，以及通過與國內頂級育種實驗室『合作』的方式，掠奪我國種子科研資源。這樣一來，一是可以獲得他們所需要的人脈，在國家政策制定等方面擁有一定的話語權，二是可以獲得所需要的國內種質資源，三是可以吸引中國科研院所骨乾力量跳槽，獲得大量人纔資源。

　　而據資料顯示，當前中國50%以上的生豬、蛋肉雞、奶牛良種，和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種依賴進口，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現象[7]。『洋品種』依仗其在品質、產量、抗病性等方面的優勢，可以漫天要價。壽光的菜農們不得不接受『一克種子一克金』的現實，如某些外國產的番茄種子、茄子種子和甜椒種子等，每克售價100元上下，而甜椒品種『蔓迪』更是開出了每克種子180元的天價，1克種子相當於1克鉑金。國外公司每年僅在壽光及其周邊地區通過銷售其高檔蔬菜種子就拿走6億元人民幣[8]。

　　第四，非法轉基因農作物存在失控的危險。中國雖然制定了法律和政策嚴格控制轉基因農作物的進口和種植，但是由於利益的趨動和監管的困難，目前中國境內非法進口和種植轉基因農作物的現象時有發生，大有失控的趨勢。

　　已知中國境內最早的非法種植轉基因農作物事件發生於2004年，綠色和平組織當年發現在湖北存在轉基因水稻種植的現象，並於2005年4月13日發布了《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調查報告。2005年8月11日，湖北省政府委托省農業廳就『轉基因水稻事件』首次發表聲明，此次事件是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漢禾盛種衣劑有限責任公司和華中農大新技術研發公司在承擔轉基因水稻生產性實驗過程中，擅自擴大制種造成的。湖北省農業廳隨即對已種植的上萬畝轉基因水稻進行鏟除，並對農民進行每畝約四五百元的補助。2010年，農業部曾開展堪稱『史上最大』的種子執法專項行動，有超五分之一的種子企業被責令限期整改，超十分之一企業的許可證被注銷。根據農業部的總結，這次執法的一個重大突破是首次進行轉基因檢測。2010年12月13日，農業部發布了第1504號公告，清退了27個玉米品種，其中登海3686、中農大236、中農大4號、鐵研124等四個品種被知情人士指出系轉基因品種[9]。但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此類事件仍在不斷上演，2014年3月31日，海南省農業廳宣布在2013年年開展的農業轉基因作物執法檢查工作中，查出並依法銷毀了9個玉米、棉花轉基因試驗作物，還有6個涉嫌樣品正在進一步檢驗檢測核實中[10]。

　　非法種植轉基因農作物已經影響到中國的農產品出口。盡管中國從未允許在境內商業化種植轉基因主糧，但在中國出口歐盟的大米制品中，『非法轉基因』卻被屢次查獲。2012年6月，歐盟發出《歐盟食品和飼料快速預警通報》，稱在中國輸歐大米制品中檢出『非法轉基因』。僅2012年前六個月，歐盟已經19次通過預警通報指出從中國進口的食品中檢出非法轉基因[11]。

　　除了非法種植轉基因農作物的問題外，非法進口轉基因農產品的事件也頻頻上演。2010年11月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披露，一批從美國進口的5.4萬噸的轉基因玉米被作出退貨決定，原因是被檢出我國不允許的轉基因成分MON89034[12]。2013年10月深圳口岸從進口的一船美國玉米中檢出MIR162成分後，此後深圳、福建、廈門、山東、廣東、浙江等口岸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持續從進口美國玉米中檢出MIR162成分。截至2014年2月24日，全國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共在88.7萬噸進口美國玉米中，檢出『非法』MIR162轉基因成分[13]。

　　以上發生的事件僅是經過相關機構查實並公布的，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我們非常有理由擔心，非法轉基因作物在中國境內種植和進口的情況可能比這些要遠為嚴重和復雜。由於轉基因作物具有穩定的遺傳性，可以在自然條件下與同類作物雜交，因而很難對其擴散進行有效控制。按照目前情形判斷，非法轉基因農作物在中國境內的擴散存在著極高的失控風險。

　　總之，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作為一個與西方國家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具有明顯差別的國家，由於糧食安全和種子安全的戰略重要性，農業安全的形勢確實面臨重大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