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對外要維護信用，對內也要建立信譽，面對國家民眾纔能形成政府公信力。《論語》中就記載有關於公信力的討論，學生子貢曾向孔子詢問治國之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足糧食、充足兵力、人民能信任政府，這就是治理政事之要。但子貢總有進一步的思考，他繼續問，在這三者理如果必須要去掉一項，能去掉哪一方面呢？孔子說，『去兵』。子貢還想探尋答案的唯一性，於是又問，如果再去掉一項，在糧食充足與人民信心裡，能放棄哪一方面？然而這道艱難的選擇題沒有令孔子為難，孔子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的治國理念是，在迫不得已之下，糧備可以去掉，沒有糧食，不過是死而已，但自古以來誰也免不了死亡。可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國家就立不起來了。

　　因此，政府必須要能取信於民，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問政、論證；因此，宋代宰相王安石也從治國實際出發，言古論今地總結說『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政府傳遞給人民的信義力量重過百金，這就是中國思維中的政論、政見。

　　所以，國之信，重九鼎。對內，民無信不立，對外，國無信不威。

　　信，與個體每一個人的關聯更為密切，我們平日裡，一句邀約的問候語、一篇工作的保證書、一段信誓旦旦的承諾，都是在進行著某種信約的發起和踐行，在這過程中，可能言者無心，然而信者有意。我們每一天的言行印證、每句話的結果論證、每個人的印象旁證，都是比印蓋在契約上的人名章更有說服力、更有真實度、更具考驗性的人生信義證明。

　　信，就是要對自己的每一句話負責，也許有時候只是誇張的表達、只是隨意的答應，可是語言之後沒有行為的續接、沒能圓滿的完成，這段話就缺少了漂亮的收尾、這個人就缺少了完整的責任意識，言過其實，便成了言而無信的人。正如孔子感嘆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義，簡直不知道他該怎麼辦！

　　所以古人對自己出言十分謹慎，從戰國時期的《春秋谷梁傳》就態度鮮明地指出：『言而不信，何以為言！』如果不能守信，那何以要說話！到漢代的《大戴禮記》更同意這觀點，說：『可言不信，寧無言也！』如果言而無信，那就寧可不說話！宋代程頤進而總結道：『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沒有忠信之心的人，不可立世為人。這樣看來，信，不是品格的高層次要求，而是人生的必要性條件。

　　故此，古人對『信』的教育和反思時刻警醒在心頭。《韓詩外傳》中就記載了『孟母不欺子』的一段故事。孟子小時候，和其他孩子一樣喜歡好奇地問為什麼，他看到鄰家殺豬，就問母親，他們為什麼要殺豬？孟母心不在焉地隨口打發他說：殺豬給你吃！但是話剛脫口而出，她就後悔了，想到孩子已有認知觀念，怎麼可以傳輸他『人無信義』的理念呢？於是，貧寒度日的孟母依然拿出錢來向鄰家買了豬肉，只為給孟子傳達『言出必行』的教育理念。孟子能成為僅次於孔子的儒家『亞聖』，實在離不開母親對他幼年的點滴教育。

　　育人如此，自育亦然。成年後的孔子，也是不忘隨時對自我進行反思教育，他要求自己每天多次反省自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為人辦事盡心了嗎？與人相交誠信了嗎？所學知識踐習了嗎？為事要忠、為人要信、為學要習，孔子最看重的人生品格裡，信，就是關乎能否立身的重要一條。

　　信是一種品格，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信是一種責任，一言九鼎，一諾千金。

　　信，更是一種准則，人無信不可，民無信不立，國無信不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