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與中國

　　西方政治學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政治學在我國的特殊性決定了政治學研究要處理好西方與中國，也即『外來』和『本土』之間的關系。發端於古希臘的西方政治學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歷史，為人類政治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也最早出現在西方，1880年伯吉斯在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政治學研究院，形成了政治學科體系，標志著現代政治學的興起。在我國，政治學本來起步並不晚，如果從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設置政治堂算起，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是我國政治學的發展卻是畸形和坎坷的。舊中國，對政治理論問題的研究始終比較落後，長期不能突破封建老舊學說的圈子和對西方政治學的簡單追隨。新中國成立後，雖然政治學有了短暫的發展，但在50年代初，受蘇聯影響，政治學被迫取消，直到1980年纔恢復重建，在這期間，政治被簡化為階級斗爭，領袖的政治判斷被認為是絕對正確的，我國只有『政治』而沒有『政治科學』。[④]這樣來看，我國真正意義的政治學學科的發展只有30多年的歷史。同時還要注意到，我國也沒有將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體系化、學術化的傳統。雖然我國歷史上的政治思想家和思想流派對政治問題的思考以及主要的思想觀點，對傳統社會政治制度的構建和政治統治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卻沒有像西方政治學家那樣建立起較為完整的政治學理論和學說體系。可以說，我們有的只是政治思想、政治文化，而不是政治學理論。在這種背景下，學習、借鑒甚至模仿西方政治學的理論、方法、體系都是不可避免和非常必要的，特別是在政治學剛剛起步時，政治學研究面臨著無隊伍、無資料、無成果，一切皆需從頭做起的局面[⑤]，向西方學習是更好的發展我國政治學的一個起跳板。

　　然而，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應注意到，過分強調或者迷信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方法，可能導致兩個問題，反過來阻礙我國政治學的發展，第一，使政治學研究與我國現實相脫節，只是盲目、簡單的套用西方的概念、理論或模型。第二，使政治學研究者無法自覺、有效的創造和發展自己的理論和學說體系，只能處於一種鸚鵡學舌的境地，弱化中國政治學在國際上的地位。因此，在過了政治學的『補課期』，特別是在當前這樣一個機會與危機並存、傳統與現代碰撞、多元文化相交融的時代，更有必要重新審視如何對待西方政治學的問題。西方政治學畢竟是在西方政治發展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有其自身特殊的邏輯和過程，其理論、觀念和方法，也離不開其所處的社會經濟文化大環境和基本的價值取向，因而也並非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意義。西方政治學對於西方社會規律性的認識和理解未必符合中國的現實，同樣的條件可能在中國會出現完全相反的結果，這就要求中國政治學對中國的政治實踐和發展的研究，不可對西方政治學削足適履。

　　從20世紀90年代起，從學者的研究重點可以看出，我國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意識』已經開始覺醒，已經開始了從『取經』向『本土化』[⑥]的轉型。學者從一開始的介紹西方政治制度與西方政治學的發展，進而用西方的概念、理論、模型和方法對中國政治現象進行研究，到進一步思考和分析，開始形成中國本土問題意識，致力於梳理中國政治的關鍵問題，諸如政治體制改革、政府職能轉變、農村政治、反腐敗、民主政治建設等。在今後的政治學發展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進一步實現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要更加注重對現實問題的考察，在借鑒西方概念、模式、理論、方法的基礎上構建和發展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同時，對於那些有共同規律的政治現象，我們要學習西方政治學中的有益成分，摒棄其意識形態色彩以及與中國現實不符合的理論，做到適度的平衡和批判的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