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售假後的民事賠償，賠多少，當事人可以自由協商；索賠額高，至多是個維權過度問題，絕不可動輒就訴諸刑事追究。

　　12月1日，成都職業打假人劉江涉嫌敲詐勒索一案在重慶萬州區法院開庭審理。劉江被控以舉報電視臺播發虛假廣告爲由，敲詐勒索全國300餘家電視臺，詐騙金額共計242萬元。庭審吸引全國各地大批職業打假人前往旁聽。

　　劉江案讓人聯想起前幾年北京的黃靜案。黃靜買到華碩的問題筆記本，抓住華碩將測試板當正式主板安裝到產品中的硬傷，索賠數千萬元，結果被指涉嫌敲詐勒索罪，但最後實際上還是以維權過度的性質處理了，黃靜被無罪釋放。劉江雖針對的是電視臺，但製假銷售的經營者和發佈虛假廣告的電視臺，實際上對消費者成立共同侵權，消費者可依法向他們任何一家索賠，也可要求他們兩家連帶賠償。

　　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爲目的，對他人實施威脅，索取數額較大公私財物的行爲。劉江行爲是否成立敲詐勒索罪，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他是否使用了威脅的手段，二是他取得錢財是否有法律依據。任何一個要件不成立，都不能成立該罪。

　　先看第一個因素，我認爲司法機關的認定沒問題。雖然劉江的辯護人辯稱，劉江索要賠償款都是“各電視臺在受到相關處罰後才與被告聯繫”的，但這些電視臺對本地有關部門“雨過地皮溼”的那種象徵性處罰是不太在意的，劉江聲稱若不給賠償款將向上級有關部門直到向中央投訴，這才真正對他們有威懾力，符合“威脅”的含義。

　　再看第二個因素，按消保法，消費者買假有權獲雙倍賠償。這正是職業打假人王海們能夠靠打假爲生的法律依據。打假索賠時，一般將保全證據、購買有關商品及往來各地差旅費的索賠款，算成打假成本，只有另外的相當商品價款一倍的賠償款纔是打假利潤。

　　劉江的打假也不例外。劉江派人到各地，收集虛假廣告視頻，刻制光盤，購買有關商品，其開銷不是小數目，加上另外的商品價款一倍的賠償款，這些費用的總和，向有關電視臺主張，都合法有據，絕不能算作敲詐勒索的贓款數額，若電視臺認爲虛假廣告對劉江構成心理傷害，再願補償點精神損失費，也未嘗不可。如此考慮，向300多家電視臺索要了242萬元的賠償，不算什麼大數目。而且，這242萬元到底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實在難以認定。

　　我認爲，作爲售假後的民事賠償，賠多少，當事人可以自由協商；索賠額高，至多是個維權過度問題，絕不可動輒就訴諸刑事追究，黃靜案應是個範例。

　　職業打假商業化雖不可取，劉江的做法也有欠妥之處，但在目前假貨充斥於市，監管乏力的情況下，不把重拳砸在製假售假者以及虛假廣告的製作發佈者上，而是砸在打假人身上，恐怕如此辦案的社會效果也不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