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湖北鄂州公安機關經報請該市人大研究同意後，對一名醉酒駕車肇事的人大代表依法刑事拘留。

　　5月25日，在輿論圍觀下，四川丹棱縣交警大隊收回對該縣某副局長“因公醉駕”的行政處罰，改以提起公訴。

　　“醉駕入刑”實施一個月來，關於法律條文的執行一直是輿論關注的焦點，而圍繞“特權醉駕”、“因公醉駕”熱議不斷，則反映出人們對“同案能否同罪”的“公正焦慮”。上述兩起事件之所以令人關注，其原因正在於此。

　　由此也可以理解，當初“醉駕不一定一律構成刑事犯罪”的表態爲何會引來衆議紛紛。這種說法剛剛提出，就立刻有專家對自由裁量權是否會導致混亂表示擔憂。公安部隨後表態，在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後，公安部門對經覈實屬於醉酒駕駛機動車的一律刑事立案。

　　透明細化是法律客觀公正的重要保證。醉駕看行爲還是看後果？如何判定情節的輕重？這些具體問題不僅決定着個案的判決結果，而且關係到整個社會對執法公正的認知。就此而言，“醉駕入刑”確實不能“模糊上路”。

　　透過“醉駕入刑”以來的幾起焦點案件，造成人們這種“公正焦慮”的重要原因，正在於對這種法律模糊地帶的“不同拿捏”。比如，四川丹棱副局長“因公醉駕”事件，作爲“醉駕入刑”後的首例公務人員醉駕案，儘管當事人酒精檢測已達醉駕標準，但交警部門認爲其“開車不到500米”、情節輕微且因當事人是公職人員，僅作出行政處罰。如此輕描淡寫的處理，既無法消除人們對權力干擾、“網開一面”的擔憂，更加大了公衆“一碗酒能否端平”的質疑。

　　現代刑法學鼻祖貝卡利亞曾經說過，“刑罰的有效性不在於刑罰的嚴酷性，而在於刑罰的及時性和不可避免性。”所謂“不可避免”，換句話說，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實踐而言，“有條件”影響這種“不可避免性”、破壞這種平等的，往往都是權力、財富的掌握者。高曉鬆案，讓我們看到了“名人”在司法面前只是“人名”；當公職人員酒駕後，是否能與普通公民一視同仁，而不是大醉化微醉、微醉化無醉，更關係到“醉駕入刑”實際威懾力，關係到全社會的公正信心。

　　“醉駕入刑”一個月，我們看到，在輿論的督促下，司法機關正在努力壓縮模糊空間，減少執法彈性。最高人民法院負責人日前表示，已經要求各級法院把最近宣判的案件上報。最高法院將認真總結各地經驗，選擇典型案件，以指導性案例的形式發給各級法院探討使用。應該說，這樣的努力正是司法對公衆“公正焦慮”的良好迴應。從這個意義上說，“醉駕入刑”給全社會上了一堂生動的法律普及課、公平正義課。(田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