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嚴”新交規實施，駕駛人考試也開始“大變臉”。新駕考首先迎來的不是駕校改進教學方式，而是培訓費應聲暴漲，最高漲幅已超過五成。上海新駕考實行以來小車學車費突破7000元，北京駕培費用則普遍越過5000元大關。

　　新交規實施後，考試難度加大，駕校要成功培訓出一名學員更加費時、費力還費油，不漲價，他們怎麼存活呢？面對這種利益上的直接衝突，怎麼辦？其實這並不難辦，駕校跟國計民生關系不大，完全可以由市場自主調節。如果這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東西，駕校漲價就完全是其自主的事情，它愛提多少就提多少。至於學員，並非沒有辦法，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裡，他們最大的權利就是“用腳投票”，此處費用太貴我就到彼處，甚至也可以選擇不去什麼勞什子駕校，直接參加考試就是了。

　　吊詭的是，在轉型的中國，駕校甚至連考駕照都蒙上了壟斷的陰影。這種壟斷表現在，一是駕校資質的壟斷，駕校“被有關部門以有限牌照的方式，人為造成了駕校數量明顯偏少的後果”，駕校並不是想辦就能辦，得跟有關部門申請牌照，關系好的就容易，關系不好的則靠邊站；二是考駕照資格的壟斷，普通公民要考駕照就得上駕校，不上駕校就不能參加駕照考試。與壟斷相對應的是，許多省市對駕校的培訓費用實行政府指導價，如果沒有經過政府批准，培訓費用漲價就是違規、違法。許多學員正是盯著這一點而指責駕校漲價：你經過政府批准了嗎？

　　很顯然，無論是辦駕校壟斷與考駕照資質壟斷都沒有必要，而且，這樣的壟斷也是低效的，政府並沒有能力知道要辦多少駕校纔能滿足需要；進而，這樣的壟斷還容易造成權力尋租，發放牌照的官員很容易利用這樣的權力牟取個人私利。同樣的是，所謂的駕校培訓費用實行政府指導價也根本沒有必要，這種費用的多少完全可以交給市場主體自行博弈，政府去做這個事情，是左右都不討好，定高了，民眾和學員不高興；定低了，駕校不高興了，甚至經營都難以維續。

　　在打破壟斷方面，有些地方還是開了口子的。比如說2007年，深圳市民樵彬狀告車管所，挑戰駕校強制培訓制度，深圳車管所終於對樵彬的申請開了綠燈，使樵彬成為我國以散學名義申請駕照考試的第一人。而在2008年，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就明確表示，個人可以不經過駕校申請考領機動車駕駛證。還有培訓費用政府指導價的問題，深圳市物價局早在2006年，就作出批復，表示深圳對機動車駕駛員培訓收費不再實行政府指導價管理，收費標准由交易雙方協商確定。所以，各地政府在培訓費用問題上，要做的事情是，少做越位的事情，要有所不為，比如取消駕校牌照限制，取消培訓費用政府指導價。

　　但是，政府在這一事情中，有所不為也要有所為，避免該履行的職責缺位。比如說，對於批准的駕校，就要經常不定期地檢查其硬件設施有無到位，能否給學員提供與其收費相匹配的服務。再如，有業內人士反映駕校“成本並不透明，難免有串通漲價、哄抬價格之嫌”，那麼，政府監管機關就應當查查有無串通漲價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