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處在從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過渡的社會轉型期。在這樣一個快速發展和變革時期，大量深層次社會問題凸顯出來，原有的傳統社會管理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現代社會管理體制構建總體上還處於起步階段，存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有學者在談及社會管理時指出：市場取向的改革促進了經濟發展，顯著地改善了民生，也帶來社會行為規范和價值理念的變化。對個人利益的追求獲得了正當性和合理性，但約束、監督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規范系統還不完善；社會生活和生產行為的復雜性大大提高，但適應這種復雜性的社會管理技術還沒有得到相應提高；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價值理念發生深刻變化，但與這種變化相適應的社會道德和誠信體系建設明顯滯後；等等。因此，在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過程中，不僅要重視硬件建設，而且要注重軟件建設。要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更新社會管理的理念，完善與新型社會管理體制相適應的道德秩序、誠信體系和行為規范。[6]在原有的社會管理體制下長期造就的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從官員到民眾社會科學素養的缺陷，成為社會管理創新的隱性障礙。

　　(一)政府層面：管理職能轉變面臨乾部素質的嚴峻挑戰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國現行社會管理體制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帶有深刻的計劃經濟體制烙印，主要特點是政府管得過寬過多，上級對下級統得過細過嚴，基層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民群眾民主法制意識的增強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現行體制存在不適應的問題日益顯現出來。”[7]正是長期以來社會管理體制上的問題，也造成了政府官員思想和行為上的慣性，不適應社會管理創新的要求。

　　在管理理念上，有限政府的理念尚未確立，政府權力至高無上、無所不包，過分統一的“大一統”管理理念難以應對紛繁復雜的社會事務；其行政價值觀突出表現為“官本位”、“權力本位”，行政活動只對上級負責，維護上級權威，而不對下負責，官與民之間界線分明，忽視民眾的話語權和參與權；對社會的管理的詮釋是“社會管制”，社會管理被界定在社會控制的狹小范圍，這種“管起來、理順了”的單向度的管理，主要是政府管制民眾，民眾只是被動的被管理者；對社會發展的理解是片面強調GDP追求經濟效益，甚至不惜以破壞環境、犧牲群眾的生活質量與生命安全為代價。

　　在管理方式上，使用行政手段偏多，政府官員習慣於會議貫徹、文件部署、審批把關、執法檢查等行政手段，缺乏跟蹤服務、動態監管、績效考核等新機制；一些部門依法管理的自覺性不夠強，管理中存在較大的自由裁量度；同時，條塊分割的管理機構設置和管理理念，限制了現代信息化技術手段充分合理的使用；[8]加之政府集管理決策、執行、評估、監督等職能為一體，控制與操縱著社會管理的整個過程，不可避免存在“人治”傾向，以致造成管理過程中與民眾的衝突，降低了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

　　管理理念落後，管理方式陳舊，造成社會管理效率偏低，社會發展成本居高。在當今，政府雖然加大了社會管理力度，但相當一些政府機構的管理者並未徹底擺脫原有的管理理念、管理套路和方法，而對現代社會管理理念和科學管理方式的認識膚淺，缺少科學發展觀引領下的堅實的社會科學理論根基，更難以有效地把握和運用。因此，在社會管理創新中，解放思想、創新思維面臨著乾部素質的嚴峻挑戰，尤其是對其社會科學素養的提昇有著更高的要求和強烈的期待。

　　(二)社會層面：公眾的社會參與尚未成為習慣

　　我國幾千年的封建集權制度和與之相應的傳統文化積淀對民眾的影響根深蒂固，順民心態與習性成為顯著特征。盡管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當家做了主人，但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包攬一切的體制，並沒有賦予民眾管理社會的權利，也扼殺了他們的主體意識。隨著市場經濟發展中新的社會問題不斷湧現，社會管理日益復雜，加之政府自身能力的限制，導致社會管理在很多方面的缺陷日益暴露，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難以應付，通常需要充分發揮政府行政管理、社會自主管理等多方面的積極性，形成政府調控、社會參與的共同管理的新機制。在政府職能逐漸“瘦身”，放棄用行政手段包攬一切社會管理的同時，事實上也為社會自主管理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和充分發展的契機。與此同時，也對公眾和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提出了提高管理能力的新要求，以實現與政府主導的社會管理相互補充。

　　然而不可否認的現實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政府包攬的社會管理體制是以人的工作單位為基礎的單位管理，單位不僅是工作場所，也是包攬職工生活方方面面的基層組織。在這樣的以控制性、封閉性為特征的管理機制下，人們對單位的依附性很強，習慣了組織決定自己的命運、解決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這種單位管理逐漸被社區管理、居民自治所取代，但是作為社會管理主體和基礎的公民社會尚不發達，公眾的社會參與和自主管理的意識還很弱，志願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尚未充分確立，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遠不能適應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要求，這就使得本應通過社會自治得以解決和完成的許多社會管理事務仍由政府承擔，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的形成。

　　另一方面，在當今開放的社會中，人們獲得了參與社會事務的廣闊空間，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為公眾直接參與社會管理搭建了平臺。2011年初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2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網民達到4.57億，手機網民超過3億。[9]近年來，網絡民意表達、網絡監督、網絡民間輿論所催生的公民集體行動的增加，都在挑戰著缺乏透明性、互動性、回應性的傳統社會管理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關注點的變化與一些事件的發展動向。網絡民意為越來越多的各級政府機構重視，成為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通道。但同時也由於我國網絡素養教育滯後，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缺少成熟的經驗，更缺少科學的理念和方法，以致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系列社會參與中的非理性行為產生。如對某些虛假言論缺少辨別力，極易造成群體的盲從與衝動，甚至引發社會性恐慌；對某些事件當事人的“人肉搜索”以及聚眾圍攻等不理智行為，也反映了網絡道德的缺陷，等等都成為公眾參與管理的障礙。現實表明，公眾不僅是管理對象，也是管理主體，在諸多社會問題解決過程中，政府與公眾是合作互補的關系，沒有公眾的理性參與，就難以形成共同管理社會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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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培林.創新社會管理是我國改革的新任務.人民日報,2011.02.18.

　　[7]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乾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EB/OL]].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

　　[8]許健.完善我國社會管理體制研究〔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9(6).

　　[9]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EB/OL]].第2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www.cnnic.cn/research/bgxz/tjbg/201101/P02011022153425574940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