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傳說，堯時曾經設立『進善之旌，非(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舜時『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尚書·舜典》)，這就是聽取並采納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意見。後來，喜歡仿古的王莽當了新朝皇帝以後，『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

　　從商朝開始，古代執政者都很重視民意的作用

　　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口號。尊重人民的意願，就要采取各種不同的方式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然後根據這些意見來實施政治，盡可能實現群眾的願望。商朝就有召集群眾議論大事的程序。如《尚書·盤庚上》載：『王命眾悉至於庭。』討論關於遷都的事，最後按民眾討論的意見定了新都。西周時代，在大事決定之前，要進行商量。一方面，國王與各大臣在朝廷上商議；另一方面，派小司寇到朝外向萬民征詢意見。國家大事有三件：一是國家危險的時候，即戰盟問題。外國入侵，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或者要與別國結盟，這也與戰爭有關，都要與民眾商議。二是國遷，即遷都。首都要遷移，也要與民眾商量。三是立君，即確立新君。決定國君接班人，這也是與民眾關系極大的事情。

　　在西周時代，就有邵穆公提出：『人民心裡想的意見說出來，按歸納形成的正確意見來實行統治，纔能穩定社會，怎麼可以堵塞言路呢？』(《國語·周語》)讓群眾說話，就不會垮臺。『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對子產說：『毀鄉校何如？』子產說：為什麼呀？人們早晚到鄉校休息的時候，議論實行的政策好壞。他們認為好的，我們就實行；他們所討厭的，我們就改掉。他們是我們的老師啊。為什麼要毀他們呢？我聽說真誠做好事纔可以減少別人的怨恨，沒聽說用作威作福來防止怨恨。還不趕快停止？就像防止水災那樣，堤壩大決口，傷人必定很多，我們就救不過來。不如開個小決口引導水流出去。政治也是這樣，不如我們聽到意見，及時糾正。子產『不毀鄉校』的消息傳到孔子那裡，孔子說：『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保留鄉校，就是為了傾聽群眾意見。直到清朝初年，黃宗羲提出學校應該是議政的地方，也還是提倡傾聽群眾的意見。真心征求群眾意見，表明執政者想要了解並代表人民群眾的願望。因此，儒家稱子產為仁人、惠人。

　　納諫主要是起鏡鑒的作用，也有集思廣益的意義

　　唐太宗時規定，宰相到皇宮匯報情況、討論國事時，『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貞觀政要·求諫》)，起監督作用。貞觀三年，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曾有使者到涼州，看見一只名鷹，就暗示李大亮把它獻給皇帝。李大亮給唐太宗一份密表，揭露了這件事。唐太宗很高興，說他『披露腹心，非常懇到』，『有臣若此，朕復何懮』，認為批評意見，『一言之重，侔於千金』(《貞觀政要·納諫》)，給予厚賞，以資鼓勵。群臣的諫主要是起鏡子的作用，發現並認識錯誤，同時也有集思廣益的意義。例如，嶺南酋長馮盎與其他酋長互相攻擊，各州都向朝廷奏說馮盎造反。當時唐太宗想發兵征討。魏征說：嶺南路途遙遠、地勢險惡，有瘴氣瘟疫，不可以駐紮大部隊，而且馮盎反叛的情狀還沒有形成，不宜興師動眾。唐太宗采納這一建議，派使者去嶺南見馮盎。馮盎果然不反，並遣送自己的兒子智載隨使者來長安作人質。唐太宗說：『魏征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新唐書·馮盎傳》)唐太宗時代，朝廷許多正確的決策都是大家敢於發言，共同討論的結果。

　　聽諫是非常必要的，需要明辨是非，不論親疏恩怨

　　對於聽諫的重要性以及不能聽諫的危害性，《韓詩外傳》卷六第十一章有很精彩的論述，它認為有先生、後生、不生三類國君，先生就是覺悟得早，沒有出亂之前，就有懮患意識，積極聽諫，避免危亡；後生就是覺悟得晚，遭難以後纔知道應該聽諫；不生就是至死不悟，終於滅亡。聽不聽諫，主動聽諫還是被動聽諫，其結果是如此不同。可見，聽諫是非常必要的。

　　聽諫不論親疏恩怨，只要明辨是非。晉獻公派勃鞮去殺重耳，重耳爬牆逃走，勃鞮追出去，刀斬重耳衣袂。重耳在外流浪幾年後，回國執政，是為晉文公，也是春秋時代一位霸主。晉懷公的黨徒要謀殺晉文公，勃鞮知道後，想向晉文公報告，要求接見。晉文公派人批評他，勃鞮說：我事君不敢有二心，所以過去得罪過你。你現在回國了，難道就沒有蒲、狄這兩個國家了？意思是說還有敵人存在，還需要人纔。晉文公於是接見他，戳穿了暗殺的陰謀。以後歷朝都有類似的情況，例如劉邦手下的名將、謀士很多是從項羽那裡投奔過來的，唐太宗時的名相魏征，原是建成的羽翼，與管仲的情況相似，都是所謂的『背主事仇』。宋代一些理學家脫離歷史實際，對管仲、魏征妄加指責，顯然不妥。